历史揭秘：王安石变法何以成腐败的温床？( 三 ) _变法

其三、这次变法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甚至害民，置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部分利益，缓解了贫农的燃眉之急，但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
当时，官府为了邀功得赏，不仅强迫百姓以青苗法贷款赚取利息，而且把五户或者十户结成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因此，官府不问贫富，随户而贷，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而利息却要收到十之三成。每到索本要息之时，酷吏四处一呼，百姓胆战心惊。百姓们缺衣少粮，甚至家破人亡了，各级官吏腰包私囊却鼓了起来。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还有免役法，这种由差役改为雇役新发，本来不失为历史的进步。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然而，在新法执行中，免役法却规定乡村贫户从此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这是额外的负担。免役法执行的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都完全违背了变法的初衷。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次变法运动，而究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变法者推行的是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如此，商鞅变法、戊戌变法也莫是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
其四、王安石犯了用人不当的严重组织路线错误，既没有培养变法需要的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管理队伍，更没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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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次变法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求迅速改造行将失控的官僚队伍。当时，王安石对时局和官僚队伍的状况的认识;以及他提出实行“变法”，及早改革国家官僚队伍的主张，确实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的。然而，腐败不堪的官僚队伍，早已积重难返，欲求改造谈何容易?而且，王安石任用的是一批投机改革的机会主义封建官僚，加上他根本不可能团结、改造和培养、训练出一支能够为他的“变法”事业效力的队伍;以及他自己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弱点，“熙宁变法”的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从总体上来看，封建官僚队伍的逐步走向腐败无能，鱼肉百姓，正是封建专制体制无可挽回的必然结果。
在“熙宁变法”的变法派队伍之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谢景温、曾布、蔡卞、吕嘉问、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在当时就被视为小人，而在历史上被称为奸臣。蔡京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就不用说了，就说说吕惠卿、谢景温、曾布、李定、邓绾、舒亶等六人。这六人在变法初期就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
吕惠卿，此人是嘉祐初年进土及第，先后任真州推官、集贤院校勘、崇政殿说书等职。其人少年得志，博学善辩，但城府深沉，处世巧滑。王安石在常州任职时就与他相识，论及时弊，两相投机;议到革新，不谋而合。王安石见之大喜，引为同志知己，视以忘年之交。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变革之中，“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 。吕惠卿无疑成为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最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