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人所害？古代名士韩非为什么被杀( 二 ) _生活百科

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秦王政对韩非的着作一直赏识之至。为了得到韩非其人，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调动千军万马发动战争，这才使韩国被迫交出韩非，秦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才，他还不至于“叶公好龙”，当韩非真的来到他的身边时候，忽然心生猜忌，不仅不重用他，还将他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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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意见认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韩非咎由自取，他秦王百计阻碍秦国的统一大业，具体表现为：第一，游说秦王进攻赵国。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扩张势头很猛，韩国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用兴修水利的计策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并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使秦国。
到达韩国后，立即抛出上秦王书，旨在破坏李斯的计划，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从而达到“存韩”的目的。第二，破坏秦之君臣关系。这一点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有所提及：楚、燕、赵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招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然而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
开始时候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坚持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国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 。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乎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持相反意见的论者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战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还有几种观点比较有新意，但都属于一家之言，没有史学根据。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失败所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一种说法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都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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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文人的性格所致。这种观点上升到了很高的理论高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忘政治，在文章中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与写文章混为一谈，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一标准或某种法令某人该杀某人该流放，其实只是书生意气，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
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而秦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但并不能消除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韩非之死，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文人从政的悲哀。第三点观点认为，韩非的死是由于没有遵守说客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