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怎么读什么意思遂怎么读( 四 ) _教育知识

黄侃读书最恼恨的是“煞书头”，这是他发明的新词，意思是读书不终卷，读了个开头便中断不读，他读书讲究的是从头至尾，一字不轻易放过。他每读一书，都极有恒心，如他1931年10月在日记中记录温习十三经，从《诗经》始，随后陆续圈点《孝经》《论语》《周礼》《谷梁传》《公羊传》《仪礼》《左传》《礼记》等书，至1932年5月13日，才在日记中记下“至是，十三经俱温毕……虽逃难来燕，亦未敢无故辍业，岂曰好学，遣忧而已。”1932年2月，为避日寇侵扰，黄侃携家从南京避难至北平，从是年2月到5月28日，黄侃的日记都题作“避寇日记”，但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他的日课仍不间断，必将计划之书圈点完毕方休。
当然，黄侃讨厌“煞书头”，最有名的例子还是他去世前读《唐文粹补编》的掌故，这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读《唐骈文钞》毕，感叹道：“此书岁余始点完，此后不敢轻煞书头矣。”在读完后，他马上又开始温习《唐文粹补编》，但在几天后的重阳节，他因食蟹饮酒导致胃血管破裂，遂遽尔去世。据其弟子在他日记绝笔后记载，他在弥留之际，依然“伏案点《唐文粹补编》，力疾将末二卷圈点讫，甫阁笔，又大吐，皆瘀血，趋就床卧，晕眩少愈。”至死仍不欲废业，他“有恒”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圈点、批注、读写结合
读书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似乎从书架上拿下一册书，便可翻阅。但黄侃读书的方式，却很传统，或者说，有些“烦琐”，从前文所列举他的日课，便可略窥一斑。
他每日读书的工作，有钞、校、点、读、翻、临、拟，形式非常多样，不仅用眼，还用手，真可谓是“不动笔墨不动书”的典范。在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着黄侃不断沉潜涵泳的体会在的。钞，即是抄写，最费功夫，因此黄侃所抄的，以儒家经疏和对自己治学有用之条目为主。黄侃对儒家的经疏反复温习、不惮抄写，1928年农历八月八日的日记中，他专门提到自己抄经的日课，云“始定钞经课，日四叶，叶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写四页纸，每一页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叶，以有提行空格，必五叶乃能溢出千字也” 。合计起来，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经千字有余。从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陆续抄了《孝经》《尔雅》《论语》约114页，在抄写的过程中，还伴随着温习与读诵，通过这样的抄写，他对经疏原典，便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写原典，他还常常在日记中系统地抄录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比如他曾在日记里抄录了大量《通俗编》中所录的古人诗文用俗语的材料，为的是考察古代诗歌中运用俗语的情况。
校，则是校勘，读书必校勘，这是清代人治学的一贯特色，因为古书流传中，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讹误，有些质量不高的版本，不仅令人难以卒读，更可能让人对原文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清人讲考据，很在意书籍版本的优劣，因此在读书时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书不校则不能读”的说法。黄侃自小承袭家学，在读书上也谨守清人的学风，常以校读的方法来读书。比如黄侃在读《经典释文》的《周礼音义》时，便“以《周礼》经注本与《音义》对看，分别经注，以朱笔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寻讨”，通过与《周礼》经注本的对比，便更能明了《经典释文》中所列经、注之分别。他回复吉川幸次郎关于《经典释文》问题，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准确，与他校读此书所花的功夫分不开。他读《文心雕龙》，亦广取诸本进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龙·辨骚》中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黄侃对“菀其鸿裁”一句始终不明其意，后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校对，方知应是“苑”字，“苑”字与“猎”字相对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择取其中艳辞以助文章，如无唐写本之参照，是得不出这样的领会的。
点，即是圈点，古书并没有今天书籍中这样完备的标点符号，因此古人读书常须自己动手标点，唐以前已经有了“学问如何观点书”的谚语，可见标点对读书的重要性。然而标点不仅是断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钩玄的圈点。圈点书籍，往往是考察一个人的章句之学，黄侃对此极为看重，他曾告诫弟子说：“为文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经义者也。”又引黄以周语说：“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他要求学生治学用功的法门，就是圈点书籍，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圈点书籍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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