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附中国际部招生交大附中国际部交大附中国际班好吗( 三 )

【交大附中国际部招生交大附中国际部交大附中国际班好吗】努斯鲍姆指出：巴特勒在日常对话中可以很通俗地说话，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做流畅明快、雅俗共赏的演说，但她在论文中有意保持晦涩的书写方式，用她那独特的“巴特勒体”召唤她潜在的信徒，这些信徒主要由高校女权主义研究者、青年教师和权威教授组成，它吸引着那些绞尽脑汁给论文凑字数的文科工作者，但只要走出高校，面向公众，巴特勒的用语就成了一道高高的黑话之墙，坚固地阻挡了外界试图理解她思想的通道。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产者是既没有创见，也没有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用故作高深的词汇召唤同温层的潜在作者，以话语的缠绕来掩饰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义上是曲高和寡，实则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气又缺乏独到见解，这类黑话继承者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空洞，却没有底气承认自己是一台人肉复读机的事实，他们站在圈内的舒适区裹足不前，端出智识上的优越感来打量世界，可惜这些黑话既无助于他们理解世界，也无助于他们被世界理解，最后不过是加固了彼此之间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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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狭隘。”漫画来源@《念书，还是工作？》， [法]蒂菲娜·里维埃尔著，潘霓译，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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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黑话”对行动力的削弱
批评文科黑话的第二点，在于它容易削弱我们在现实中的行动力。很多人沉浸于词汇的复杂游戏，就懒惰于在现实中做出反抗。他们坐在楼上看运动，把一切热情的行动者定义为“激进” 。他们能提出各种理性到如同机器人的分析，但既解决不好亲密关系也不爱附近的人。他们一生的依托就是在智慧上得到认可，或者进入权力中心，成为众人簇拥的宠儿，但他们疏远于他们口口声声关怀的群众，看到一个臭熏熏的恶汉就露出鄙夷的眼神。
如果思考无法作用于行动，就容易沦为轻飘飘的词汇再生成游戏，并非毫无意义，却也实在不值得夸耀。文科黑话的泛滥与使用者的不加反思，容易形成一个巨大的不做出任何真正抗争的智识傲慢群体，这部分群体缔造学阀，身处高位，影响旗下的青年学人，但凝结成一种表面关心众生实则冷漠自利的风气，知识生产，本来是为了交流思想、传播常识，但今天文科黑话的泛滥已经阻塞了交流、加固了学科内的封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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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高校学科教育也一直不乏反思。图为反思题材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另一层面，在1990年代高校扩招、学科细化、论文指标化的趋势下，文科黑话的泛滥其实也是学历和论文贬值的一个缩影。
很多学子习惯讲文科黑话，是因为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都面临研究导向的学术论文，在当前的学院评比体系里，将文科黑话活学活用为学术论文，已经是广大文科学子的必备技能。他们年复一年习惯了学术词汇缠绕式的表达，最理想的去处是专攻学术或者称为高校教师，但中国再怎么大，高校职位依旧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学子只能流入市场，面临“话语错位”的窘境，比如新媒体是一套表达、事业编又是一套表达，跟学术话语都不一样，我们的文科教育喜欢强调“无用之用”“无用之美好” ，可是现实的骨感迎面敲在毕业生的脸上，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无法挣够体面的收入，还有多少勇气能坚持这无用的美好？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学术表达”本身有问题，而是首先有两个现实困境：第一，能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筛选；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请硕博）成功并不等于适合学术，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的环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场竞争”“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暂时逃避社会压力”“拼一纸好看的文凭” ，所以选择考研，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考研的人数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读博、竞争成为高校教师，也成了一件“内卷”的事情。人们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内卷，却又进入了下一个内卷，如此反复，直到厌倦，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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