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简介，郑振铎主要译作及其影响( 二 )

⑷郑振铎翻译的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体裁广泛。
总之，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等，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郑振铎的翻译观：
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他关于翻译的一些主要见解。
⑴“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 。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⑵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 。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 。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⑶翻译的三原则：
郑振铎重视翻译的质量，在关于翻译的艺术、方法和原则上，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二、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三、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关于第一条原则，他认为是翻译的第一要义，但他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 。至于第二条原则，他认为应该在“忠实”(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对于第三条原则，郑振铎认为，“良好的译者应贵得于中道，忠实而不失于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 。他对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翻译必须讲求“忠实” 。二、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郑振铎《译学书三个问题》，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