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因《通典》而彪炳史册的唐朝宰相( 三 )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表现了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 。首先,他以勇敢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经典中的空泛言论无济于治世,批评历代众贤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其次,他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和初衷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点辑录成《理道要诀》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实行,针对社会的症结和时代的要求来“师古”,以达到经邦、致用的最高目的 。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这种史学思想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 。最后,他反对“非今是古”的历史观和主张适时变通以顺应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态度都表现了其卓绝的历史识见 。
《通典》表现的一切,证明了作为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无疑是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头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