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清除功巨为何连最心爱的妃子都不放过

红潮导语：朱元璋病重以后，就怕死后李贤妃效法吕后夺权乱政，或效法武则天篡位自立，就先将她的两个哥召进宫来，在便殿赐宴，又对李贤妃说：你去见见两个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分。李贤妃明白了朱元璋的意思，哭着说：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回宫后即自尽身亡。
朱元璋弄权搞腐
腐败，通常是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生活糜烂，沉于酒色，而朱元璋，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据有的地位权力以及他的政治诉求，其腐败则表现为滥杀人，冤杀人，惨杀人。
有人估计，朱元璋执政期间约杀十万人，也有人说他杀了十几万人。其中有的是罪证、赃证确凿，罪有应得，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被冤杀。尤其是洪武年间发生的四个大案中，被族杀的很多老人妇女儿童，就冤枉至极。
朱元璋的冤杀人来自他的私心和疑心。
大凡皇帝都疑心，朱元璋尤甚，特别是他年老体衰以后。他认为太子文弱，十五岁的太孙更文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运用握有的绝对权力，使用一切手段，消除威胁，以保持朱明王朝祚运长久。他怕官吏欺压百姓，逼民造反夺权;更怕权臣悍将强力篡权抢权。由怕生疑，疑神疑鬼。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就是因为朱元璋的疑心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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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年终将自己辖地的赋税、钱粮、军需等数字，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上报文书要盖有本级政府的印章。布政使司要汇总本省的数据报到户部，如果户部发现问题，就要重新填报、盖章。为了避免往返，官员进京时就带上盖有印章的空白文书。这种做法长期沿用，习以为常。但被朱元璋发现了，认为其中“有奸”，要严惩。他下令将户部尚书及各地府、州、县主管印章的官员全部处死。这个冤假错案使数千人丢了命。
郭桓案虽然事出有因，但其扩大化则与朱元璋的疑心有极大关系。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 。当时，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突击审讯，逼供，又根据攀咬再捕人，再逼供，这样，涉案人员愈来愈多。除郭桓等户部官员外，又牵连到礼部、刑部尚书，六个部的左右侍郎，布政司及以下官吏，处死数万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税粮者也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使“中产之家”大都家破人亡。
如果说空印案、郭桓案主要是朱元璋的疑心造成和扩大化的，那么丞相胡惟庸案、大将蓝玉案则主要是由于朱元璋的私心发生的。
朱元璋的私心就是不顾一切，来维护朱明王朝长治久安。为此，他要诛杀对皇权有威胁的文武大臣。
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凤阳定远人，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同乡、亲戚。他由帅府奏差起家，一步步升到中书省丞相。地位升高以后，他就为所欲为：官员的升降生杀擅自决定;官员的上奏文书先行拆看，如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便扣下不奏;急于往上爬的人和犯有错误而求逃脱罪责的官员，向他行贿不可胜数;甚至外国贡品也据为己有。他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跌落马下，被过路的马车压了，他将马夫杀死。占城国贡使到南京进贡，无人接待，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
虽然胡惟庸诿过于礼部得以出狱，但他想到自己的斑斑劣迹和朱元璋的为人，万分恐惧。他想：“死等耳，宁先发”，与其等死，莫如造反。本来，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多次遭到朱元璋严厉遣责，心怀不满和恐惧。胡惟庸就在会见他们时“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 。从此，他们走上了谋逆造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