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杨广的执政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何一个是明君一个是暴君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圣主，也成为此后一千多年的帝王典范。然而，若对之仔细思索便会发现，隋炀帝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隋炀帝就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源于古希腊神话，即“悬顶之剑”，使人时刻感到危机意识，犹如警钟在鸣)悬于其头顶。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讳言的说，正是隋炀帝的前车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业。
我们不妨对二者做个简单对比，李世民与隋炀帝同为次子，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注定了二者无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家庭排行处于中间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视，为引起重视，他们就会通过后天的自我完善来获得竞争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时期均有不凡表现，从隋炀帝灭南陈，李世民平义军等行为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竞争力的增强，不可避免的带来信心的膨胀，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这在其潜意识里不自觉的生根、发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宫之事便是势之使然，后来果然如是。
虽然即位贵如天子，却难以服众，只有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才是天命所归，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惟有文治武功、开创盛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证明。根据何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上天常佑善人，否则何以能开创治世?那么，上天无心，何以知之?上天虽无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视、代天所听，说白了也就是一句话，即：老百姓认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弑君还是嗣位。二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号，大业者，开创大一统之业也，即功盖秦皇汉武;贞观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无奈杨广用力过猛，不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在错误的时机干了正确的事，无论是西巡、东征高句丽还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都无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而李世民则“无为而治”即可，因为这些隋炀帝代他办了，罪在杨广，利在世民，这岂不是天意?这也难怪，谁让人家是老君的后代，“我无为而民自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潜意识里，不学即能。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无论是谁，皆是如此，更何况皇帝。那么，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龙天子吗?不，他是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bài”，作为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若不“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又何以彰显皇帝之权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权与皇帝是双向的，皇帝为皇权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塑造着它。
反过来，皇权又塑造着皇帝，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杨广在即位后，便大肆享乐，掉进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学的的说法，一个对自己过度克制、压抑的人，会使自己的真实欲望得不到满足，一旦条件发生转化，潜意识的洪水将会冲毁堤坝，变得不可收拾。
从杨广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后期的李世民与之大致相似，但幸运的是，他避免了前车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经典名言。牛顿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为巨人，不能以成败论，他们对于后人的借鉴意义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有时，似乎失败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这足以令后人警醒，杨广就是后者。正是因为亲历了隋朝的二世而斩以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李世民充分认识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所以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基本是“无为而治”，“使民以时”，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开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