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 二 ) _俄国

彼得堡之行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
艰难时期
20世纪2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
柏林时期
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 。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式，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