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12) _毛文龙

皇帝感帝师之谊，念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准驰驿乘传归。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诰封三世，父如子官。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终日忙辽务，但思想倾向东林，与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黄道周、倪元璐为其门生，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甚至联合阉党宋祯汉寻衅攻击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素享清望抓不到任何把柄而未果，阉党终“而无可乘借” 。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 。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己巳，虏薄都城。公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抚按荐牍屡腾，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可立刚直成性，再削再废，于辽战最急之时弃置于家，所用未尽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门生倪元璐官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王铎亲为袁撰写神道碑和墓志铭。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为袁可立同年知交。缪昌期、周道登，俱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与孙承宗共议战守，出镇登莱，满人蜷伏。户部尚书李汝华，与袁可立同乡，子孙数代延世交好，为睢州美谈。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撰《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无疾而卒。
临行话海市文章多毁劫
天启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 。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