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11) _毛文龙

天启三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口呼“老爷”，尽显大明国威。
但迫于明与后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实，袁可立又疏请“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发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严正主张一直搅动着数百年后朝鲜历史的神经线，朝鲜君臣认为这一切麻烦全部是“当初因袁可立题本”造成的，说“袁可立之构诬，至于来査”，于是对袁可立切齿忌恨，直到五十年后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多次派出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甚至“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等手段斡旋满清官员以图改写和销毁前史，《永宪录》和《池北偶谈》等史亦有记载。凡此种种，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满清“文字狱”中所遭毁劫和封杀。
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和美化这段残忍篡权史，所以朝鲜史中关于这段篡权活动与明朝官方的记载是大相径庭的。朝鲜人自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单方面结论，那就是“袁可立初凭流言乱传，而至于请讨，及后廉得实状，乃有册封之请。”而完全故意忽略掉袁可立从大明实际利益出发为其“册封之请”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为了让朝鲜出兵助明，严酷的辽战形势已经不允许袁可立在这个事情上太较真。观今日韩国“逐鹿”之政，可知其千古宫廷争斗之严苛，即便是袁可立这个千古名臣搅和进去也会被其任意改窜历史的惯性责骂碾压的一塌糊涂。
鉴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现今的韩国更是想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抹除殆尽。
刚正持朝纲忤逆魏忠贤
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 。“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以廷推起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终极目的认识得异乎寻常深刻，坚决反对议和。“经略遣人为(老酋)吊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焕)辱国非计，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毛文龙被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呈秀倚许秉彛通忠贤，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 。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