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 十 ) _毛文龙

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其中这个率先攻击袁可立的方有度，曾向袁可立的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汪崇孝，后来因带兵鼓噪哗变被弹劾处理，方有度就此记恨袁可立。而举人出身的李乔仑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则是直接受其同乡宋师襄的指使。
时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党争和激进言官的空谈误国已经影响到军政秩序。袁可立维护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对毛文龙的支持，“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 。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最后选择“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连上七疏辞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后被袁崇焕所杀，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后来的己巳之变证明，袁可立离职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辽东战局是个三输无一赢的局面。袁可立在去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已经说明袁可立对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是不放心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应毛文龙。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 。
天启四年，大批清流相继遭罢，有东林背景务实于辽务的袁可立也被迫卷入党争旋涡而去职。沈有容无有所依，决然随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节制，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渐趋瓦解。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矫诏杀害，三个月后就发生明金交战以来后金首次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再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盘，心力交猝的袁可立溘然长逝于家。
驭兵多方略杯酒释兵权
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经沈有容召练过来的辽将，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问题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斟酌核实。为确保无虞，袁可立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暂时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宽厚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朝鲜起祸变声罪劝济师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