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福清科场行贿案详情

我于1881年生在浙江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在我13岁时，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这场变故改变了鲁迅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鲁迅。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变故带来的家庭败落，周樟寿就可能是另一种人物。
然而，关于这场变故的具体内容，鲁迅终其一生，未作任何说明。
这也许是为祖父“隐”、为家族“隐”吧?但后来的结果是兄弟皆成名流，家族的历史自然会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何况，周作人与周建人对此不隐也不讳，反复说到多次。于是众所周知，鲁迅所说的家庭变故，就是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行贿案。
其实，即使周氏兄弟都不说，也是隐不住的，因为那是一件大案，当时轰动朝野，皇帝亲自过问，史书自然留下了记录。
事情的起因是周福清回家丁忧，恰巧赶上大考之年。那是1893年的年初，鲁迅的曾祖母病故，周福清回家为母亲守孝三年。这三年，他本可以安静地在家读书，陪陪亲人，教教儿孙，安享天伦之乐，但周福清却乐不起来，原因是他的儿子周凤仪已经33岁，从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乡试却连续名落孙山。1893年又是乡试之年，说来凑巧，主持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年。科场徇私，历来禁而不绝。眼下既然有这层关系，何不利用一下?无论对于周福清，还是他的亲朋好友，这都是很容易产生的想法。
周福清知道，主考官到达杭州之后，是任何人都无法求见的，所以他来到苏州，等待主考的官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事不但没有办成，构成一桩大案，最后是被判处死刑——虽然没有“斩立决” ，却是“斩监候” 。
“斩监候” ，有点像现在的“死缓” ，但又有些不同，今日被判“死缓”者一般不会再杀，而那时的“斩监候”却是每到秋天就有可能被处决。
关于这件事，鲁迅从未提及，但周作人却在文章中多次写到。考察周作人的说法，比较完整而具体的文本有二：一是《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所说：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召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面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