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福清科场行贿案详情( 四 )

【揭秘:周福清科场行贿案详情】一方是周福清的口供，一方是周作人的说法，到底哪一方更接近真相?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口供不真实，周作人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这不仅因为周作人的说法可能就是周家内部的说法，而且考虑到周福清的智慧。周福清懂律法，知利害，而且有编谎的能力。他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说自己一时糊涂，去为儿子通关节，而绝不透露接受五家委托之事，目的是保全这五家，不把任何人拖入案中。答应为人办事，事情却未办成，再再把人家拖入导致家破人亡的大案之中，就太不厚道，有失做人的起码道德。何况，把五家拖入案中，结果只能是多杀几个，并不能减他的罪。所以，他这样做是明智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形象。正因为这样，浙江官场对他敬重有加，因为他们不愿由此而生大狱，更不愿意浙江的乡试因此而受不良影响。他们希望大事化小，所以明明可以看出破绽，他们还是接受了周福清的供词，对顾、陈、孙、章诸家不作追究，只是革掉了马家坛和周凤仪的秀才资格。在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周福清的维护，也可以看到他们息事宁人的态度：“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
根据这两份奏折，可以看到周作人的回忆有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
一、为周福清送信的并非周作人所说的徐福，而是陈顺泉家的佣人陶可顺。
二、贿赂的金额不是周作人说的“一万两银子” ，而是“洋银一万元” 。这虽然不是大问题，但相差近三千两银子。
三、周作人说的“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 ，显然不是事实。因为陶阿顺送给殷如璋的是周福清写的一张“空票” ，并不是钱庄的期票。如果是可以兑现的期票，周福清行贿就已经是既成事实，按律就是“斩立决”了。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为周福清开脱，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劵不同，且脏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
四、周作人文章中有张冠李戴之处，也有他本人或周家的怀疑与猜想。比如，周作人说：“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周福清在公堂上振振有词是事实，但并非在苏州，而是在杭州。试图为周福清免罪的，也不是苏州知府王仁堪，而是杭州知府陈璚。关于这一点，只要查一查案件办理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旧历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案发;八月初六(9月16日)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信函一同解交涉案人所在地浙江;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浙江巡抚上奏折报告浙江审讯的结果，并请旨捉拿周福清到案。也就是说，周福清投案自首之前，案件早已移交浙江办理。所以，周福清在公堂上的振振有词，面对的是陈璚，而不是王仁堪。王仁堪审讯过陶阿顺，没有审讯过周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