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有着哪些轶事趣闻？关于他的生平是怎样的( 二 ) _历史学家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C.C派刘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当傅斯年提出名义问题时，邓广铭并无异议。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 。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拒约南下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当郑天挺询问邓广铭的意向时，他这样回答说：“如果单纯就我与胡、傅两先生的关系来说，我自然应当应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样单纯。胡、傅两先生事实上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都很深厚，都有义务那样做。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无任何关系，因而不能跟随他们采取同样行动。”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请看看这份著述目录：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过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以致历史系的某位教授说：“邓广铭现在成为‘作家’了!”
遭到批判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开始了。次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是他57岁到70岁之间，正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最成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