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求废除朝贡制度？但是它却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 ) _朝贡

皇帝所回赐的物品往往带有高雅、文明的象征意味，例如书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乐器、丝织品、瓷器、纸钞(中国独无二的发明，自12世纪问世以来已通行数百年)之类。许多赏赐对进贡国的统治者非常有用，可供他们再赏赐给自己的臣民，厚植政治势力，且借由提醒国内其他贵族，他们有特殊渠道可直达天朝(世上许多地方所盛行之高雅品味的界定者) ，更形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但在这同时，这制度也为蓬勃的贸易立下基本准则。清朝认为，退罗国将稻米运到广东(而非运来糖乃至鸦片之类无用、奢侈的商品) ，乃是“很文明的行为” ，为示嘉许，清朝更形扩大贡品贸易(退罗人为此受益更甚于稻米运输业者) 。清朝借此奖励暹罗的忠心，但也促使压低了华南粮价。
仔细检视进贡使节团本身，我们发现道德秩序和经济利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不只随进贡团进京的贸易商，带来可在北京期间私下销售的商品，就连皇帝赏赐的礼品也往往迅速变卖出去(事实上，中国贸易商和某些外国人一样，抱怨朝廷赐给外国人的东西不够多，他们深知外国人就借着将部分赏赐迅速变卖求现，以取得购买其他中国商品的资金) 。借由以贡品交换赏赐，许多中国商品的价值得到确立，使它们成为在国外奇货可居的奢侈品，因为它们是皇帝所御赐的东西。
这现象不只适用于象牙筷子之类物品(即使在用手吃饭的国家里亦然) ，也适用于货币本身。中国政府印制过量纸钞时(常有的事) ，受赐纸钞的贡使，若拿纸钞换取中国境内的商品，获利甚微。但拿回国内，纸钞仍可以引来欣羡，因面备受重视(但其价值与其上所印的面额无关)因此，将中国纸钞带回国的人，是在追求无实用价值的身份象征，或者如任何精明的贸易商一样，只是不想在纸钞已过剩的地方用掉纸钞?
带回丝织品的人又与这有何不同?没错，中国的印花丝织品可以穿戴在身上，纸钞不行，但它们也和纸钞一样，具有众所公认的高价值，且是几乎和今日美钞-样难以伪造的价值;它们还是身份地位象征，即使从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丝织品既是上层人士的织物，也是货币的一种;在许多地方，可以拿丝织品来抵缴部分税，甚至规定必须如此(约略1600年之前，在中国本土却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的丝织品赠予蒙古人、其他潜在侵略者，换取彼此的和平相处) 。
因此，朝贡制度虽然明显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却同时协助确立了一个广大的共同市场，赋予该市场共通货币，界定了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于打造出值得为其生产供应商品的市场) ，创造了时尚、行为两者的标准(该市场里的上层阶级，借这些标准确认对方是可以交易的对象，而不致有损身份地位或冒太大的违约风险) 。如今，这些功用或许分由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市场参与者(从国际货币基金到圣罗兰公司)来行使，但我们并未摒弃其中任何一项功用。在贡品贸易集中于北京的时代，这种贸易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