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胡林翼：时人评价远胜曾国藩和左宗棠( 三 )

贵州是胡林翼事业开始的地方。《清实录》说“贵州所属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数百为群，聚散无定，抢劫拒捕” 。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深入民间，延访士绅；短衣草鞋，探访匪穴；训练民兵，捕治巨憝，遂以知兵名天下。时值太平军势如破竹，进军湖南、湖北，清廷上下震动。于是，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说他“捕盗锄奸，有胆有识，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成法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山密箐中，与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行之均有成效，历任督抚深为倚重。倘蒙圣恩逾格畀以重任，留于湖北带兵剿贼，可期得力” 。疏入，允准，胡林翼遂提兵进入两湖战场，开始其“中兴名臣”的戎马生涯。就此而言，贵州不仅是胡林翼事业的起点，而且是其奠定一生功业的福地。
本来胡林翼任京官时，还不甚检点，有些公子哥的做派，可是改官黔中后，却刻自砥砺，“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呢？因为他这个贵州地方官是通过捐纳而来的。原来胡林翼丁忧起复后，觉得在京候缺补官，上升的空间不大，而其学生也认为他才气过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建树，所以就凑钱给他捐个知府。根据当时捐例，捐纳为官可以自主择地，胡林翼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发达的地方，挑个肥缺做官。但他是正途出身，曾官清要，捐纳为官已让他蒙羞，所以宁愿到边远之地，以区别于那些输金为吏者。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货，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货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几可冀。”（《胡林翼集》（二），第1037页）而对于友人的不解，他则解释说：“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胡林翼上述这些话并非门面语，而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赴任前，他还“遍谒先茔，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而他的确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家书中，他曾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胡林翼集》（二），第1103页）因而，郭嵩焘说他“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
诚如胡林翼所说，他是有钱人，因为他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 。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