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陇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呢？( 二 )

这种沉浮升降，看似是“肉烂在锅里” ，其实只是表象，这个“集团”的大部分家族，其实是仰赖着北朝以来的爵位世袭和门荫任官体系，保持着“入围的资格” ，而并非天然就是“圈里人” 。
事实上，到了隋炀帝的时代，已经通过废除北朝爵位世袭、改五等爵制，并对勋官下手，在政治上对狭义上的“关陇集团” ，即北周以来的军事贵族群体的特权传承进行了层层削弱，这一系列措施，已经是精准打击了。
至于“大水漫灌”的处置，早在隋文帝在位时，就通过平陈前的在关东广置府兵军府(比如来护儿家族就是这么进入府兵系统) ，以及后来的军籍、民籍合并，废置关东军府等等手段，对广义上的关陇集团(也就是世袭府兵家族)狠狠下手。
所以， “关陇集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小团体，而是一个“池子” 。
就像魏晋以来高门士族一样，都是政权初创时期的同盟者、支持者，在满目皆敌的创业阶段成为皇族的“自己人” ，这个“自己人”是有“保质期”的。
治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不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平滑，潜移默化;而乱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也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剧烈。
比如西晋经历了“永嘉南渡” ，东晋侨门虽然仍旧强调显赫的家族传承，但东晋政坛上活跃的“池子中人” ，早已不是当年洛阳的“池子中人”了。
不过，得益于魏晋禅代模式下， “小圈子”执政的系统化、长期化， “池子中人”的家族稳定性要远远超过之前和之后的“吏治国家” ，但进入到这个权力“池子”之中后，家族分配到手的政治权益，本质上，是改朝换代时“站队”的远近决定的。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盟者认同” ，其最剧烈的表现例子，就是隋文帝时代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关中本位主义” ，也就是以“关中”为本土，以关东、江南为敌国，被征服地。
这种“关中本位主义”可并不能与“关陇贵族”执政等同，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僭主”思维的扩散，即作为“关陇贵族”中的一份子，跃居同侪之上，本就缺乏“合法性”的依靠，则扩大“同盟者认同”的圈子，依赖血统和亲缘构成新朝的“权力核心圈” ，由此扩散，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构官僚统治，架空“贵族”或称“势家” ，就是必然之选。
而隋炀帝在文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恰恰是对其父的“僭主”思维的继承，也就是跨越“关中本位主义” ，代之以“天下主义” ，广泛延引关东、江南的士人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大肆巡游，让江南、关东见识所谓的“天子威仪” ，都是这个策略的表现形式。
问题是，这种“天下主义”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江南、关东的士族、寒门，而是隋帝国的“同盟者”们，隋炀帝的所有功业，本质上都是以对他们固有权益的稀释为代价的，所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