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中的庆亲王：从圣眷不衰到葬送清朝( 二 ) _亲王

当然，最后义和团失败了，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老佛爷带着大大小小的一群人开始了逃难。把京城的烂摊子留给了庆亲王和李鸿章。
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为议和全权代表，到上海后即滞留观望，迟迟不行。太后等西逃之后，大学士崑冈等人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如何善后。赫德认为议和之事，李鸿章来不来无关紧要，但奕劻必须“急速回京”，因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谨慎平和，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 。光绪等接到崑冈等的奏折，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 。又明降谕旨，授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 。二人虽同为全权大臣，但大事皆决于李鸿章。两人列名给西安行在的电奏，都是李拍发之后，“始知照庆邸” 。为此，二人之间还闹了些矛盾。《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在西班牙公使馆举行。奕劻在答词中对各国代表的“友好意愿”和“让步”表示感谢，并保证义和团运动那样的事件以后“决不会再发生” 。
按《议和大纲》第十二款规定，清政府谕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庆亲王奕劻为外务部总理大臣。因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奕劻的地位和权力进一步加强。慈禧、光绪等由西安返抵开封，奕劻也于同日赶到迎驾，懿旨赐奕劻在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并“赏食亲王双俸”，以资奖励。
1903年，荣禄病死，袁世凯得知奕劻将到军机处任职，立即派亲信杨士琦给奕劻送去1张10万两的银票。奕劻假意推辞。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听了这番话，奕劻欣然收下了银票。此后，袁世凯对奕劻“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供奉不断。袁世凯还和小自己17岁的奕劻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与奕劻套近乎。
奕劻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盼，在荣禄病故的翌日即被谕命为军机大臣。奕劻身兼数要职，内有太后之宠，外有袁氏之助，权位日隆。
奕劻做事，善于猜测慈禧风向，“荣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对其很信任。与八国联军打过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则视袁世凯为最可信赖的人，时常向他问计。奕劻、袁世凯两人的势力迅速膨胀，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凯门下成了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为清朝的灭亡备好了掘墓人。
奕劻也不是总顺风顺水的，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 。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 。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