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齐武帝遭遇了什么打击导致其最终病故？( 二 ) _生活百科

与此同时，南朝前线的情报人员也向齐武帝发回消息。永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癸卯，晋安王萧子懋出任雍州刺史，齐武帝敕以边略称：“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虏必无敢送死理。”显然，此时的齐武帝错误地理解了魏孝文帝传递的信息，认为北军只是虚张声势，不会大举南侵。对于北方的部分异动，萧赜让雍州、荆州、郢州各自准备了数千人以作应对，同时吩咐“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觇”，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打探消息和预警上。与此同时，还赐萧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等书，并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也” 。可见，此时的萧赜最关心的是儿子的成长，并没有将北方的异动放在心上。
在邢峦等人抵达南京，拿到战书之后，齐武帝萧赜依旧判断北方只是虚言恫吓。四月初三日癸未，邢峦、刘承叔等率领使团到达建康。二十三日癸卯，以刘灵哲为兖州刺史；五月二十一日庚午，以萧惠休为徐州刺史。二十七日丙子，以宜都王铿代替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仔细观察这几项变动，刘灵哲乃宿将刘怀珍之子，史传中有其孝义之行而无一丝战功；萧惠休乃萧齐皇室恩主萧思话之子，此前亦无任何战绩。庐陵王子卿，在镇荒唐，嬉戏军事。宜都王的任命显然是因为庐陵王实在不像话。从上述军政调整，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萧赜对于魏孝文帝的“南伐”是没有太看重的，边防将领、布置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否则不应仅安排幼王与功臣宿将之后驻守徐州、兖州这样的前线重镇，而不安排朝廷的主要武将。显然，齐武帝萧赜此时的形势判断，依然以为北方“必无敢送死理” 。这是萧齐王朝对于魏孝文帝战略意图的一次重大误解。
魏孝文帝的步伐，并没有受萧赜主观意志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与舆论准备，太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魏孝文帝正式启动了南征计划。与此同时，“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调动各地州镇兵，向洛阳集结。七月初十日戊午，“中外戒严” 。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部队调配等工作。北方的战争机器全面开动起来，各地军队调动越来越频繁。到了八月初九日丁亥，“帝辞永固陵” 。十一日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馀万”，兵锋直指南方。
在万里之遥的平城紧锣密鼓筹备南伐时，迭经丧兄失子之痛又焦心于水旱成灾的齐武帝萧赜病倒了。七月，上不豫。二十日戊辰，“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 。显然，在二十日之前，齐武帝萧赜得到了一条重要的边疆警讯。根据前文萧子懋出镇雍州时萧赜的吩咐，很容易推断出是南阳舞阴等地传来了魏孝文帝诏造河桥、各地州镇兵向洛阳云集的确切消息。这一情报，让朝野上下“忧惶”万分，认为 “戎事不小”，又将孝文帝的南伐解读为一场严肃而来势汹汹的战争。
确实，魏孝文帝的迁都，“外示南讨”，为了胁迫旧贵族南下，动员天下百万大军，声势浩荡。当年苻坚、拓跋焘的南征，也不过如此。那两次南北之战，虽然最后都是南方得胜，但无论淝水、瓜步，南朝都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淝水战胜，谢安尚且断屐齿而不知；瓜步之危，宋文帝北望而悔封狼居胥。如今，这样的国家危亡关头，又出现在齐武帝萧赜与满朝文武的面前。这就是齐武帝萧赜为首的萧齐王朝，对于北方的行动产生的第二次误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情形。边疆警讯传来，北方大举南侵，来势汹汹，皇帝原来的形势判断失误，错过了应对的大好时机。皇帝为此忧惧疾笃，紧急派遣陈显达这样“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身极鼎将”的朝廷“爪牙柱石”前往北方前线，替代雅好文事的晋安王子懋，统筹战事；朝野上下惶恐万分，如竟陵王萧子良之流开始招募私兵，王融等人开始谋划拥立萧子良，并得到了士族舆论的理解（“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可以想见，当其时，整个南朝朝廷与皇帝，其内心惊慌失措与忧惧惶恐到了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