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北伐为何没赢得好名声：权利的无限滥用( 二 )

桓温和帕尔帕庭所遇到的问题正是人类政治制度中最棘手的一个共性问题——集中了的权力如何来制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阿克顿的这句名言是政治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将权力分散并使之相互制衡，例如东晋让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集团互相牵制，银河共和国通过议会民主制度实现权力平衡，等等。不过，权力的分散是要付出内部倾轧增加、决策效率降低的代价的。在一般情况下，权力分散的好处要大于其代价。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例如战时，内部矛盾和低效率决策所带来的危险却是致命的。因此，在这种时候必须将权力进行集中，以应对紧急状况。表面上看起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将权力分散，紧急状态下将权力集中就是了。但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如何转换，权力由分散到集中容易，可是要将集中的权力再分散就难了。因为那个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很容易腐败，而他们的“绝对权力”又使得他们的这种腐败无人能够与之抗衡，也无人能够终止，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但是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巨大呀，不要说是桓温和帕尔帕庭这样蓄意夺权的野心家，就是原本没有这个心思的，一旦得到这样的高位之后，也难免会心生杂念。
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自古以来，解决的思路大体有两种。一是事前的制度防范，也就是对绝对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像古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制度。古罗马共和国规定在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可以将共和国的大权都授给一名独裁官，他甚至可以在法律上不为任何行为负责。但共和国同时规定这名独裁官的任期不能超过紧急状态的存续期间与六个月中的较短者，而且一旦独裁官任职期满，他所指定的继承人骑士统领也随即停职。这种事前的制度防范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却有一个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那就是制度防范与绝对权力本身是矛盾的，当客观环境需要绝对权力的时候，制度防范就很难守得住自己的底线。
事前的制度防范靠不住时，更多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事后的力量制衡上。这种力量制衡的具体形式并无一定之规，有的是靠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有的则是靠人们的思想觉悟，希望等到绝对权力真的无法控制的时候，这些力量能够走出来与强权相抗争。这种东西说起来很玄，但在实践中却是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比如美国之所以允许公民持枪，也正是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而这条宪法的目的就在于当绝对权力的暴政像独立战争前的英国殖民地政府那样再次出现时，人民可以拿起武器反对强权。当然，比家里的一支手枪更重要的，是这支手枪的主人有在危急时刻拿起手枪挺身而出的觉悟和勇气。
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推出了《爱国者法案》，以反恐为理由，大大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而在很多方面侵犯了公民个人的自由。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美国自由派民众掀起了一波波反对《爱国者法案》的浪潮。而这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美国社会的力量制衡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民众确实起来反对“暴政”的萌芽了。第二，这种制衡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效果，他们被客观环境对绝对权力的需要打得惨败，《爱国者法案》最终得到了通过。第三，这种制衡产生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些自由派民众对力量制衡缺乏信心，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对这种还处于非常初级阶段的“暴政”萌芽如此敏感了。
总的来说，桓温北伐和星球大战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长期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何把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权力魔鬼再收回去。直至今日，我们仍不敢说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完善的解决办法。但是，只要人们不忘记这个梦魇，一次又一次地警醒自己这一梦魇的存在(譬如通过拍部科幻电影或是写篇历史文章的方式)，梦魇就会越来越难重现，直到有一天人类通过更为聪明的头脑或是更加发达的科技找到降服这一梦魇的最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