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酷吏张汤:将法律当成整治他人的工具

公元前二世纪的某一天,在西汉都城长安,一个男孩连同他正在做的一场游戏,被历史永远地记录下来 。男孩的游戏是审理一起盗窃案,一只被拴住的老鼠是贼,一块被撕咬过的干肉是赃证 。按照汉代堂审规则,经过一番起诉、具书保证、讯问、笔录、宣读和判决等复杂程序,并使用了那时特有的酷刑逼供,最终人证物证俱全,判处鼠贼磔刑(分尸)立即执行 。这个男孩就是童年张汤,因家里丢失干肉挨了父亲的打,于是“掘窟得盗鼠及余肉”,为自己申冤报仇 。这份沾满老鼠鲜血的“判决书”随后“上报”,他的身为长安丞的父亲“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在“大惊”之余,竟“遂使书狱”,让他书写决狱文书以示奖掖 。
转眼到了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汉武帝后宫暴发陈皇后巫蛊案,“上遂穷治之” 。此案承办人正是张汤,此时他已身为御史,奉武帝钦命查案 。最终,陈皇后以“惑于巫蛊,不可以承天命”被罢退长门宫;帮陈皇后“祠祭祝诅” 蛊害卫夫人的女子楚服等人,以“大逆无道”被枭首于市 。张汤还拿出儿时掘穴得鼠和虐刑逼讯的“酷”劲,“深竟党与”,此案有罪和株连者共计三百余人被杀,一时血流成河 。与童年那次游戏相比,这次同样沾满鲜血的战果,为他博来的则是帝王的青睐:“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 。”
从当年一介“酷少”,成长为一代酷吏,张汤的一生仿佛注定要“冷酷到底” 。而身逢铁血时代,相伴强悍的武帝,又使张汤备受重用,步步高升:
巫蛊案后,张汤受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律,“论定诸律令 。”赵禹也是武帝时代著名酷吏之一,两“酷”相加,二人合作相当愉快 。按照武帝意欲从严律治、“务在深文”的立法原则,他们搜检汉兴以来几十年废弃不用的秦代苛法,“发扬光大”,还制定《沈命法》和《见知故纵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以及“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盗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从而加重对地方官员的督责 。两位酷吏都被武帝加官晋爵:“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 。”他们的“成果”,却是导致此后一系列恶法的出台,“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
西汉元狩年间,接连出现了淮南王、衡山王和江都王叛乱的政治事件 。时已位列九卿、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张汤,更是大显身手,对这三起大案每案“皆穷根本”,三王家族近戚、左右官属有罪无罪都被株连,大量无辜的人被杀 。其中仅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被杀者就有数千人之众 。刘安的谋士伍被多次不赞成谋反,以吴楚之乱教训劝谏刘安,并在最后关头告发刘安,已获得武帝原谅,却终因张汤的一句话被杀 。朝臣严助长于辞赋深得武帝欣赏,只因与爱好风雅的刘安有文墨之交,也被张汤以“交私诸侯”、“弗诛,后不可治”为由处死 。踏着这条鲜血染成的“红地毯”,张汤最终登上御史大夫高位,列次朝堂三公 。
酷吏打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在张汤苛急酷烈的从政形象后面,却也有巧佞的心机和媚上的嘴脸 。据《史记·酷吏列传》载,在武帝继位前,刚刚出道在长安当地方官的张汤,看准了太子的两位娘舅:田蚡和田胜 。当时田胜在长安落难,“汤倾身为之” 。武帝继位,田氏外戚封侯,周阳侯田胜因感恩而“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使张汤得以由一名刀笔小吏进入上流社会视野 。其后,田胜又与他的哥哥武安侯田蚡联手,征调张汤入朝,“补御史,使案”,才有了他在“巫蛊案”中的表现机会 。借此案一举成名后,为获得更多表现机会,张汤便经常以一些疑难案件“上请” 。在皇上面前,他为自己巧妙设计了一副奇特的憨相:皇上批评他,他就说“我真蠢!其实属下某某早就劝告过我 。”皇上表扬他,他也说:“多亏听了某某的主张,这都归功于他们!”武帝觉得这人还挺实诚、蛮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