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如何在受到宫刑后坚持写出史记的( 二 )

唐代文人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在他看来司马迁的文学风格是“雄深雅健” 。韩愈也曾说过“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表现出韩愈对司马迁的崇敬。宋元时期，马存和郑樵也先后对司马迁发出赞叹，其中马存主要是赞叹了司马迁的壮游，他说司马迁“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因此司马迁的文笔或奔放浩荡，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学家郑樵则认为“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司马迁的评价之高。
明清时期的金圣叹、钱谦益、章学诚、赵翼和梁启超都先后对司马迁作出评价，其中金圣叹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知己，他对《史记》的探讨独树一帜。赵翼称司马迁为“史家之极则” 。而梁启超则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并对《史记》做出极高评价，并说“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
到了近代，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也提到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郭沫若更是赞赏司马迁的才华，他曾为司马迁祠题写碑文，写道“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而翦伯赞更是认为司马迁是我国史学的开山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