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传位时的斧声烛影迷案！赵匡胤之死( 二 ) _太祖

毕氏的观点很清楚：太宗即位，既非如某些依据“烛影斧声”的记载而“深文周内”的史家所推测的那样，是篡弑即位的;亦非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 ， “非实有遗诏也” 。毕氏为史学名家，而《续资治通鉴》又是在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史学大师所纂《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稍加损益” ， “重加修订”而成的。其成书过程中，又与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等“反复商讨” ，刊刻时又经钱大昕“逐加校阅” ，故毕氏在《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材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进入本世纪40年代后，前辈史学名家如邓广铭、吴天墀诸先生，虽然对“烛影斧声”一事已有了完全不同于毕沅的看法，但在宋太祖有无传位遗诏一事上，则仍以毕氏之说为准。如邓广铭先生在40年代的一篇长文中即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宋太祖太宗授受辩》，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2期)近半个世纪以后，邓广铭先主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载《历史研究》1992年1期)又进一步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
后辈知名学者的近著，如张其凡教授的《赵普评传》、《宋太宗论》，李裕民教授的《揭开烛影斧声之谜》等等亦持老一辈的观点。如张先生谓：“太祖死时无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太宗)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都反映了晋王在为继位的合法化方面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使太宗之继位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历史研究》1987年2期)李先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赵光义(太宗)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而对史官们来说， “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 。所以，宋代官修史书都只能含混其辞：“《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即位的顾命大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3期)
国外学者，如日本著名宋史专家竺沙雅章氏亦认为， “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咐后事……《辽史·景宗本纪》记载说：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显， ‘自立’就是篡夺。”(《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方建新译本)
以上所举各说，均属“篡弑论” (即宋太宗是害死了太祖以后篡位自立的)的观点。学术界还有部分学者，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张荫鳞、聂崇歧，美籍华裔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日本知名学者荒木敏一，大陆中青年学者刘洪涛、侯虎等，则对“篡弑论”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太租并非死于暗杀，而是自己猝死，与太宗无关。正因为是猝死，所以根本也就不会有传位于太宗的遗诏，太宗即位属于自立。如张荫麟先生说，太祖之死因虽不能确断， “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无论事实上本无，或虽有而太宗名义上不用之) 。否则，实录、国史以至于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宋太宗继统考实》，载《文史杂志》194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