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上谁是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导读：溥仪做了亡国之君后，先前那些整日里高呼万岁的权臣贵胄们跑的跑，逃的逃，如鸟兽散。但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却矢志效忠于清室，对溥仪“不抛弃、不放弃”，忠心谏言、至死方休，一心守护和关心着这位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堪称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擢翰林侍读。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人交厚，好论时政，而且不避权贵，直言敢谏，世称“清流四谏”，曾因“荐人失察”被罢官。宣统元年(1909年)由张之洞举荐回京，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溥仪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65岁的陈宝琛仍在后宫担任“帝师” 。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在赴东北充当伪满傀儡执政前，溥仪与陈宝琛朝夕相处最久，彼此相知最深。在溥仪的眼里，陈老师是自己“惟一的灵魂、惟一的智囊”，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最稳健谨慎”的人。即使溥仪被逼出宫到了天津，陈宝琛也依然追随，“授读如故” 。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已经虎视眈眈。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侵略者在1927年东京会议上，由时任首相的田中起草的《田中奏折》中提出的侵略计划。在具体实施上，日本参谋部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即：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日本人想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1月2日，日本特务土肥原秘密来到天津，想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 。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11月5日，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 。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本人摆布，还是爱国的。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所以没有表态。第二天，溥仪收到了两枚炸弹（后经检验是假的），此后接连不断的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经过一连串的惊吓和刺激，溥仪下决心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宝琛，与郑孝胥等人悄悄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在关东军和郑孝胥的控制下，溥仪成为“笼中之鸟” 。
对于溥仪的不听忠言和不辞而别，陈宝琛老泪纵横。12月，性格倔强的陈宝琛不顾严寒，只身前往东北，冲破郑孝胥等人的百般阻挠，面见溥仪，叮嘱他要“静以观变，等待时机”返回天津。两天后，溥仪召见陈宝琛，向他道出了日本人将要建立“蒙满共和国”并怂恿自己出任“总统”的计划，遭到了陈宝琛的坚决反对。他劝溥仪不可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不要上日本人的圈套，并说道：“臣风烛残年，恐不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临别前，陈宝琛再三叮咛溥仪：“若非复辟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