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捻军为什么会最终走向灭亡？原因是什么

曾经盛极一时的捻军，后期为何走向灭亡呢?至少有三大因素!
1、清政府加强地方控制
清代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对皖北统治的忽略,行政区划长期变动不止,但却没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相反造成了清中后期清廷和官府在皖北统治的软弱和混乱。薄弱的绿营军无法控制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整个皖北基层政权松散,整个皖北社会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至五十年代,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地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捻军起义的中心———亳县、蒙城、宿县、阜阳一带地处当时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处。当时清政府各地方统治者对这一带都置之不管,即使在安徽省各县之间也是互相推诿。曾任颍州知府的左辅说过:“查红胡、捻匪多在两省边界,以地称`两不管'、`三不管'之间,离州县较远,易起玩心;及既犯法,此孥彼窜,随处窝藏,往往漏网,遂至肆无忌惮,批猖至此。”
陶澍曾记述“亳州接壤豫省,… …地方广野,离城遥远,不足以资弹压”;“地偏俗悍,匪徒出没期间,尤难防范” 。因清朝政风日下,清朝当局也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捻党取代了其部分司法职能。捻首常常为人们判断是非,解决纠纷。每当地方发生争执时,捻首往往出面仲裁,仗义执言,排难解纠,因此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响老” 。
“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乡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其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士人颦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於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谱堂有费,守侯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乡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 。
此述论表明了官方法制权威机构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公平得不到保障,响老成了官方法制机构的替代者,大量的弱者只有通过响老来维护其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这种社会环境为捻军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捻军不断壮大发展。
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逐渐重视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1865年,曾国藩实施“重点布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政策以后,整个捻军的社会生存环境彻底改变。
“查圩”的实施控制了整个基层。一方面,命令地主民团,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捻军一到,即将所有壮丁、粮草、牲畜等集中进圩寨,由民团守圩,捻军不得进入,利用地方绅士掌控了地方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
另一方面,在捻军活动地区实施户口调查,凡地主绅士入良民册,与捻军有过联系,而愿意“归正”者叫做“自新良民”也入良民册,凡坚决抗清,与捻军密切合作者,则入莠民册,在外者“追剿”,在家者“法办” 。
曾国藩的“查圩”加强了绅士对地方的统治,弱化了当地的宗族势力,基层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国家权力和地方绅士双重控制中。1865年,清廷在皖北地区捻军原活动地区中心雉河集附近“蒙、亳、宿、阜四邑土壤相接者”,增设了涡阳县,意欲“奸匿秉其厄塞,地利遏绝乱盟,庶几谋久安毖后患”。涡阳县的增设,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在皖北基层社会重建双重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努力。可以说,清廷已经加强了社会控制,建立起了严密的权力网络。
2、人口与土地矛盾缓解
1851年中国的人口超过四亿,达到了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当时安徽省的人口压力在全国最重,再加上皖北经济落后,手工业生产也很少,商品经济十分微弱,可谋生的手段尤为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