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四 )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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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我们不会忘记器官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肾脏科护士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器官移植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电话，希望能捐献丈夫的器官。“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逢年过节，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亲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十字，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后，越靠前的年份，捐赠者的名字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