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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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刘志强经常会下楼跑步，从小区外的绿道经过。新京报采访人员吴采倩摄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
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父亲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窗外下着大雨，家人们第一次有了一起走进病房的机会，和刘志强夫妇做最后的告别。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气气。今年5月20日，刘志强给卢丽发了“520红包”，告诉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卢丽开心了一整天，晚上拉着女儿“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6位肝、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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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向器官捐献者刘志强夫妇鞠躬致敬。受访者供图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