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刘大勇|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文章插图
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新京报采访人员 马延君 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