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强和音乐人眼中的民谣：讲究独立，千人千面中国之最民谣 _中国之最民谣

综艺《我们民谣2022》在爱奇艺“悄然”收官了。
没有众说纷纭的热搜话题，鲜少破梗出圈的音乐故事。但对于看到节目、听见民谣的观众来说，似乎想起了内心中那一丝说不清的，关于自我的故事。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旋律，能打破社会叙事的繁重包裹，触碰到个体的情感和灵魂深处？民谣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浮躁快速的时代，怎么唱民谣“不变调”？
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人员采访了音乐人、“民谣在路上”“新乐府”创始人卢中强。他回忆起创立“十三月”唱片，签下万晓利、马条、川子等诸多民谣音乐人，开启“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的故事。
周云蓬演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他获得《我们民谣2022》第一名。
民谣是个人的，千人千面
民谣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于众多研究学者的笔下各有论断，在此无须赘述。就大众认知角度简单而言，中国民谣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文艺消费化时代到来之际。青年人接受了来自海内外流行文化的熏陶，开始产生多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渴望自主、独立、平等。而大学校园更是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也成为当年先锋性文学、绘画、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其中，“校园民谣”便是萌芽于此。
众多民谣音乐人形容，当年的校园民谣主要是写给女生。曲调简单上口，歌词细腻感人。很多歌曲都是在校园的草坪、宿舍楼下创作出来的，有着青年对爱情、理想最肆意的表达，不会承载太多深刻的主题。“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其中以郁冬、老狼、叶蓓、高晓松、小柯等作为代表人物，其经典歌曲《同桌的你》《青春无悔》《冬季校园》等至今依然被反复吟唱。
但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校园时期的纯真理想被残酷现实冲淡，流行音乐所产生的大众审美以及对通俗文化产生的从众心理，都令个人化、情感化、校园氛围浓重的民谣迅速瓦解。曾有人评价，民谣在千禧年之际只能夹缝生存。
可例证的是，2000年后涌现的民谣歌手，大多都带有鲜明的生活印记，同时具备强烈的社会属性。例如四海为家、漂泊不定的游吟诗人周云蓬，辞掉工厂工作来北京“流浪”的万晓利，从克拉玛依远赴北京追梦的马条，在北京琴行打过工，做过保安、保洁维生的小河……当年位于北京三里屯的“河”酒吧，曾是这些北漂音乐人的“乌托邦” 。大家每周聚在一起玩音乐，一个人在上面唱，几个人在下面伴奏。
这些年，民谣市场出现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你找错了地方》《不会说话的爱情》《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等歌曲。在延续个体关怀的同时，更具人文气质和群体关照。
“民谣，我觉得称它为行走的歌谣、行走的民歌都是准确的。但我更愿给我喜欢的这些民谣定义为独立音乐。”在卢中强看来，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根源性的区别在于，流行音乐鼓励千人一面，但独立音乐是“千人千面”，“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你在音乐上的天分、技术或者思考，综合形成你在音乐上独立的辨识度体系。这个体系里，除了蕴含整个音乐之外，它还要蕴含你价值观所建构的人文体系。这种独立音乐，也就是这些好的民谣，在我看起来才是最酷的。”
马条演唱《塞外》。
边走、边唱、边喝酒、边快乐
许多经典民谣作品，都是在“路上”创作出来的。
比如，陈鸿宇在成为歌手前曾经历过一场长达60天的自由旅行，从中国最北端漠河到最南端三亚。“你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太多心灵的冲击，人也因此会产生变化和思考。”周云蓬在创作《不会说话的爱情》时也正在“告别失恋”的路上，孤身一人坐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第一站是西藏，然后西北、宁夏……后来，“漂泊”也成为周云蓬创作的注脚，他总是在路上，用音乐丈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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