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话剧剧本的内容辑选很有个人特点 中国十大经典话剧剧本( 二 )


抗战话剧剧本辑选是一个对剧目筛选的过程,虽然入选次数较多的不能完全认定为质量高,但入选次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这一该剧作是否具有较好的接受度和戏剧价值 。为了更便于描述分析剧本辑选中入选剧目的特征,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剧本选集中具体的剧本作品入选次数做了如下统计:
由上表可知,入选的剧本都是与抗战相关的,且大多数都出自著名剧作家之手,在体裁选择上独幕剧也偏多,这一选择与抗战初期街头剧广场剧的兴盛有关 。啸垅在编《抗战独幕剧选第二集》时曾指出“为着适应现实环境的客观需要——戏剧游击化的现阶段,对街头剧的选择,也会强调的注意”,可见在剧本辑选过程中编选者注重对现实的考量 。
此外,从具体的剧本内容上来看,入选剧目中描写民众觉醒抗战和自行抗战的剧目最多,如《我们打冲锋》《汉奸末路》《开里弄会去》《电线杆子》等;其次是描写前方战事及士兵英勇抗战的剧目,如《卢沟桥之战》《八百壮士》《火海中的孤军》等;鼓励民众服兵役的也不少,有《再上前线》《到前线去》《当兵去》等;因为战争造成了民众流离失所,惨遭杀害的有《在烽火中》《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等 。
由此可见,剧本辑选中编选人关注普通民众抗战的多个层面,无论是希望民众自主觉醒参与抗战还是受到激励去前线服兵役,或者是对他们苦难现实的描写,无一不是将一般大众看作是抗战救亡的主要力量 。
“描写大众生活,解答大众问题,分析他们的困难因素,指示他们出路的方向,激励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这正是一种戏剧大众化的表现,它是反文化启蒙的,它不是以一种从上往下俯瞰的姿态去教育大众,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关照到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并且认可他们所携带的变革性力量 。这种大众化辑选的偏好也指示了要迎来抗战的胜利必须要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携手共进!但辑选的倾向中缺少那些更加具体的民众生活的关注,例如流离失所人群的温饱及家破人亡的情感哀痛等,纵观整个抗战初期的剧本创作,此类更加落地现实的剧本实在是少,这也反映了当时抗战动员行动的急迫,因此在抗战话剧剧本的创作中难以顾及到更加细腻细节的层面 。
抗战话剧剧本辑选的影响文学史家麦肯锡提出的“文本社会学”(SociologyofTexts)这一概念,指出作者并非是文本意义的全部提供者和权威者,文本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协作的过程,其中的相关行为不仅会影响文本的呈现方式,还会影响文本的意义解读,例如书籍的编辑、排版及插图的设计等都在影响着书籍的意义生成 。
在剧集和剧选的内容辑选上编者对剧本的介入程度相较于编辑刊载本和单行本来说是更高的,在单行本与刊载本的编辑中,编辑者主要是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出现,对剧本进行整理加工但不介入剧本内容生成的意义中,而剧本辑选是将多个剧本整理成一册的过程,这是一个编辑个人意识介入剧本内容的过程,选择何种剧本以及如何命名这本新的剧本集都是编辑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剧本辑选这一行动能够激活编选者的能动性 。
编选者能动性首先表现在剧选的书名标题编辑上,剧选和剧集的前缀词中“抗战”“战时”“救亡”是高频词汇,这些前缀词将所辑入的剧本置于抗战救亡的统一意义中,这不仅是选编者对剧本的内容认定,也影响着剧本在接受时的意义诠释 。如果是剧选则书名一般是“xx独幕剧选”“xx街头剧选”“xx剧选”,如果是剧集则有两种书名形式,一种是“xx戏剧选集”“xx剧集”,另一种则是在所收录的剧目中选择一个作为封面标题,而被选做封面标题的这一戏剧表示出了编选者对它的认可和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