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中国医师节丨初心不改他们让百姓有“医”靠( 二 ) 葛岚堃|江夏大道|警察|父子俩

今年4月，43岁的刘明建生平第二次离开故乡甘孜，到成都参加培训，进一步学习超声诊疗技术。10月，他将带着学到的医疗技能，回到四川平均海拔最高（4520米）、曾是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渠县，继续为那里的患者服务。
这个清瘦朴素、棕色皮肤的川西汉子，出生在丹巴县。1999年，从甘孜卫生学校毕业的他来到石渠县虾扎镇中心卫生院，成为一名高原医生。彼时，卫生院还是一片低矮的小瓦房，医疗设施缺乏，房屋破旧，“整个卫生院仅6名医生，打针、输液、开处方，全套流程都得自己来。”刘明建回忆道。
作为一种人畜共患性寄生虫病，包虫病有“虫癌”之称，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与不良生活习惯，它在石渠发病率较高，更是导致当地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让当地包虫病患者早日解除病痛，刘明建积极动员百姓问诊、拿药，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患者送医送药。2000年冬天，为给一个居住地偏远的患者送药，风雪中刘明建辗转换乘汽车、摩托车、马匹、牦牛等，最终将药物送到患者手中，这一趟，来回花了3天。“做医生，技术当然要好，但责任心更重要。”他说。
2008年，刘明建第一次走出高原，来到繁华的成都，在成都市二医院进修学习，掌握了B超机的使用，这能帮助他精准探查诊断包虫病。2015年，一台崭新的B超机从千里之外运到虾扎镇中心卫生院，刘明建的新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同年11月，四川启动石渠县包虫病综合防治试点工作，刘明建盼望已久的全民筛查也成为现实。从2015年至2020年，他和同事每年要筛查数百到数千位居民，还要对卫生院在管的221名包虫病患者展开随访治疗。面对繁重的工作，刘明建不敢怠慢:“这个职业没有休息时间，一切以病人为准。”
他认真负责的名声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牧民宁可走远一点，都要来请他看病。
卫生院硬件设施在不断完善，但愿意留在高原的医生依然很少。刘明建却一守20余年，他说，“如果我都走了，那我们医院其他人还能留多久呢？我做的是很平凡的事，医生认真负责，应病人的需求随叫随到，比什么都重要。”
离新冠病毒最近的医师团队
我们靠得近一点大家就能离病毒远一点
□四川日报全媒体采访人员石小宏
人物名片
成都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应急病房医疗团队，有90多名医务人员，是目前成都市唯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团队。
医院与家的距离不到1小时车程，但毛毅已有近一年时间没回过家。作为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应急病房主任，自去年9月他进入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区后，他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
为了避免感染，成都公卫中心对新冠肺炎患者、医务人员均采取闭环管理模式，在结束医院的应急病房工作后，毛毅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回到隔离酒店休息。“远离了家人，生活也有些单调，但能成为这座2000多万人口大都市的健康守护者，值！”
自去年年初以来，成都公卫中心应急病房的灯光从未熄灭过。从本土病例到境外输入性病例，从年逾七旬的老人到还在吃奶的婴儿，要说现在谁与新冠病毒最近，莫过于毛毅和他的团队，“我们离疫情近一点，大家就能离病毒远一点。”他说。
既要保证治疗效果，还要干预患者心理，毛毅坦言，“压力山大”。特别是随着医院接收的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者日渐增多，在治疗上也带来更大压力。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一起死亡病例。
积极治疗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疏导患者的情绪。在境外输入性病例中，不少患者对国内的防控措施不适应，情绪波动较大。为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医疗团队专门成立了心理疏导小组，对每一位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疏导，团队还会主动与成都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生联系，达到心理干预的最佳效果。治愈出院的患者中，不少与医务人员成了朋友，每逢节日彼此还会互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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