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四大发现”如何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四大显学” 中国之最100集目录( 四 ) _中国之最100集目录

事实上，1921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分为两批。第一批卖的就是明代档案，当时作价3000元，有十几万斤，数量和后来的八千麻袋差不多。“八千麻袋是卖给一家店，追回比较容易，第一批档案是卖给散户，没法追回，应该就这样化成纸浆了。”韩永福说。
开创之功
“四大发现”一开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却逐渐发展成为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这“四大显学” 。回顾这一过程，总有两个名字被提到——罗振玉和王国维。
“他们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两人结识后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交流，为‘四大显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顾恒介绍。
在甲骨学方面，两人均属“甲骨四堂” 。近代以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是记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在漫长的几千年时光中，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上的发现，才让甲骨文重新来到世人面前。
王懿荣1900年去世，之后他的收藏到了朋友刘鹗手中。在罗振玉的鼓动下，刘鹗将手中的甲骨精选了一部分拓印出版，书名为《铁云藏龟》。罗振玉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共识别出500多个甲骨文字，许多卜辞由此可以读通。
罗振玉还经过多方打听，最终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他首次指出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村为殷墟，即殷商的都城遗址。“后来，罗振玉还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甲骨，并进行详细研究。”顾恒告诉采访人员。
王国维的主要功劳是以甲骨文证史。他将甲骨上的卜辞作为史料，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论文，还由此总结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罗振玉为敦煌遗书的保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正是在他的上报和督促下，最终促成了1910年敦煌藏经洞剩余文献被运送至北京保管。也是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才陆续寄回法藏敦煌遗书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赵晓星介绍，罗振玉是敦煌遗书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陆续整理敦煌文献并编著了《鸣沙石室佚书》等多部著作，还撰写了大量跋语和校勘记。
王国维协助罗振玉做了很多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他也是最早关注敦煌曲子词的学者。他在敦煌遗书的残卷中，读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结合《北梦琐言》中的记载，推断出此残卷为韦庄所作的《秦妇吟》，让这首失传千年的乐府诗重新回到中国文学史当中。
后来又有更多《秦妇吟》残卷被发现。“敦煌文献中，共发现10件《秦妇吟》写卷，虽然它们各有残缺，但互相校补，可以复原出完整的原作。”赵晓星说。
西北地区简牍的发现始于十九世纪末。罗振玉和王国维曾一起整理、分类斯坦因在今新疆、甘肃所得的一批汉晋木简和文书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流沙坠简》。“这本书第一次向学术界普及了简牍这一书写材料，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朱建军介绍。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发现一万余枚汉简，这是第一批居延汉简。此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对文物价值也有了清晰的认知。考查团组建前，中国学术界就通过多轮谈判，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团长由中瑞双方担任，团队成员由中外双方组成，考察成果共同享有，采获文物不准带出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