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四大发现”如何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四大显学” 中国之最100集目录( 三 ) _中国之最100集目录

“敦煌遗书本来保存得非常好，就封藏在一个洞窟中，而且是中国人王道士发现的。但在发现后的十来年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妥善保管，才造成了流散，这是时代的悲剧。”赵晓星说。
殷墟甲骨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也伴随着外国探险家与古董商的盗掘。
更让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损毁。1909年，伯希和将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展示给罗振玉等人，引起中国学者关注。劫余的部分敦煌遗书终于得以由敦煌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
“藏经洞文物从出洞的那一刻起，就又经历了一次劫难。”赵晓星说，整个东运过程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
到达北京的敦煌遗书仍没逃过流散与损毁的命运。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的序言中，曾指出“比既运京，复经盗窃” 。其孙罗继祖在讲述祖父生平的《庭闻忆略》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他感叹，“鸣沙秘藏，一被窃于外国人之文化侵略，二被窃于国内的不肖官吏。”
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写卷长度仍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
“直到今天，这段话还不断被引用。但其实这不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而是他在下文中予以反驳的观点。”赵晓星说，“这段话是当时不少人对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的看法，认为这8000多个卷轴都是别人挑剩的，精华已经没有了。陈寅恪先生十分反对这种观点，他真正去研究了这些敦煌文献，所以他举了好些例子，证明国图收藏的有价值的敦煌遗书很多，并不比国外和私家所藏的差。”
明清档案的命运更有戏剧性，一次差点焚毁，一次差点化为纸浆。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所藏书籍、档案、实录、圣训被移出，部分档案被视为“无用旧档”，准备焚毁。正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发现了这些档案的巨大价值，于是建议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将档案移归学部，存放在国子监敬一亭。
民国元年（1912年），新设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管了这些档案，但一直未能好好整理。民国十年（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将其中的八千麻袋档案以4000元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罗振玉再次将这些档案从毁灭的边缘抢救回来。
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记录了这充满戏剧性的经过。1922年2月，罗振玉“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 。最终，罗振玉以原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档案。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整个学术界意识到了危机，认为有责任保护这批珍贵文献。对明清档案的抢救，由罗振玉等个别学者，变为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行动。这些抢救下来的档案经过多次辗转，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1067万余件，其中明代档案3800多件册。对于明清两代档案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韩永福认为，这是因为大量明代档案还是被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