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的独特之处:二史和八书有着相当的删减

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 。“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 。“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 。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 。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 。这是弊的方面 。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 。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 。这是利的方面 。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 。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 。《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 。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 。《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所录,故曲笔也不少 。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之徒 。《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恶不能藏匿” 。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
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 。“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 。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 。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 。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 。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 。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 。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 。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 。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 。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 。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
以“二史”与“八书”相比,不是说“二史”可以代替“八书”,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在“二史”与“八书”的关系的问题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
(一)对于“二史”和“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作者在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都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说明;(二)“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应当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应在它们之间进行抑扬和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