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_学者

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竞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们都可有可无;明代时的读书人讲学结社的甚多，清朝则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够主持清议，清朝则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淘汰了那些胆敢议论时政的人。管同总结说，明代的风俗是“*横而士骄”，清代虽无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缄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清儒得失论》)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仍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轮廓。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尝试描述这个过程与机制。他从福柯处借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比喻权力如通过毛细管的水一样，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普通读书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虽然作者自承，书中只有三篇论文是在此主题之下，分别是《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但是实际上，全书所收各篇论文所讨论的清代思想与学术史的现象，无不在权力的笼罩下发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权力的烙印。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就曾提出过清代的文化政策导致社会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阐述了这个现象：“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这种“非政治化”状态的写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议论政治，或者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化，或者干脆说，“非政治化”的状态本身就是过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传统以建立在*亲纽带上的家族关系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产品，并不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三纲五常，只有君臣关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与政治无关。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皇帝本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国家就是家庭的拟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归王权管辖，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王权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说话中常带一种天覆地载、君师合一的君父口气，就是这种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