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二 ) _学者

【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雍正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字狱案，除了“名教罪人”案、曾静案之外，还有“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等
文字狱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认为不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静案，明白无误是一件谋反大案，姑不论立场如何，但既然谋反，就会有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无论如何见闻寡陋的人都能承认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狱。真正大出于历史经验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钦犯公开辩论清朝的头号政治敏感话题——华夷问题，这才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倒是记录在《清代文字狱档》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体现“泛政治化”的特点。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县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发生冲突，他的学生替他出头打架，乾隆认为这是“师徒朋党”，将程明諲了头，学生们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权过于敏感的显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只不过是马屁拍错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纲常的高度，当然也会强烈提醒天下的读书人，私节与公义之间并无明确区别，有些过去常用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能会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来，有时候连皇帝本人也感到过分。乾隆四十八年，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地方*因为书名中用了“至圣”两个字，就指为大逆不道，报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词有何不可，地方*实属“可鄙可笑” 。然而办事的人虽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为没看出“问题书籍”而惨遭头的同僚来说，处分只能算轻到不能再轻。这种气氛之下，各地大员们当然会戴一幅政治的眼镜观察一切，宁可错，不可放过。*员如此，普通的读书人自然更加变本加厉，焚毁自家藏书的案例在在多有。
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决定的权柄并不掌握在读书人甚至地方*手中。为了自身安全，读书人不但要揣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要揣测地方直管*员的心理，而地方*的心理则当然源于他对他的上级直至皇帝的揣测，层层揣测之下，一切的议论、著述、交际都可能被政治化，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议论尽可能地压缩到相对安全的领域，例如小学。
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恐怖的气氛可以自行传染。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什么?书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414-416页)，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于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一旦出现，自然会引起恐惧和模仿，形成放大效应，更不用说广事株连的文字狱案件了。正是在恐惧气氛的传播与放大之下，读书人才开始“自觉地”远离政治。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文字狱的受害者是读书人，但执行文字狱政策的*员、引爆文字狱案件的告发者往往也是读书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读书人”的含义悄悄转变了，做了*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自有皇帝决定，不允许讨论;普通没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议论时局，探讨学问也会不小心触到禁区，只能专心科举，所以书中引《沈霞西墓表》说乾隆时江南地区收缴禁书，读书人互相告诫家中不要藏书，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焉” 。士人政治责任感被迫消失，读书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这是皇权的胜利，却是国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