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客家文化

深圳龙岗客家文化龙岗区和盐田区、龙华区、坪山区一样，都是深圳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客家人进入深圳，最早在宋元时期，当时客家人村落比较少，如福田梅林、宝安的石岩、观澜、龙华、布吉、大鹏等地一些村庄。形成稍有一点规模的是明代中晚期，如俗称的横（岗）龙（岗）坪（山）葵（涌）地区。龙岗赖姓和坪地萧姓等，就是此时期迁至。
【深圳龙岗客家文化】坪山坑梓黄姓的黄朝轩于明末自惠州府归善县白马碗窑村迁入江边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业。二世祖黄居中于清朝康熙三十年创建洪围。
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是在清朝初年，从嘉应州和惠州府来的最多，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嘉应与惠州在深圳的东北方，所以客家移民进入深圳后以龙岗、盐田、龙华、坪山为其集中的居住区。
基本介绍中文名：深圳龙岗客家文化
代表：田丰世居、鹤湖新居、茂盛世居
中心：以龙岗为中心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乾隆十九年）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些围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区的民居相比，既有联繫，更有区别，自成类型：一、规模大（一万多到两万多平方米），二、规格高（大量使用高标準三合土），三、数量多（仅坑梓镇便有四十余座），是其突出特点。这些大型围堡，标誌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百余年。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2·1 坚持耕读文化传统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于康熙三十年（1691）打髮长子居中公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到坑梓发展。作为农民，他们很快地将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但是，当时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带领族人入住“新乔世居”时，据说连丫环才18口人），也请不到足够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这边该耘田了，那边还没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边伤心地哭泣，原本无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坜”（客家话：叫，哭；坜，小溪）。坑梓黄氏不丢农耕本色，坚持以农为本，加倍努力经营这片热土，使这个“很山”的贫瘠山区，垦荒有成，阡陌纵横，很快实现了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自给有余，经济基础愈益雄厚。从“新乔世居”（1754年）落成，百余年间，沿着四公里长“九曲十三弯”的“阿婆叫坜”，相继兴建了 “龙湾世居”（1781年）、“龙围世居”（1800年）、“秀山楼”（1830年）、“龙田世居”（1830年）、“龙敦世居”（约1850年）、松子坑大围（约1860年）、“盘龙世居”（1860年）、“吉龙世居”（1888年）和井水龙大围等十六七座大型围堡式民居。“阿婆叫坜”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随着人口与经济实力的增长，黄氏又向金斗坜和田脚河这两个水系拓展，形成两个新的围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个水系，黄氏先后建成近40座大中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在坪山、惠州等地，黄氏还建有11座围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这些围堡，是深圳客家“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讲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郑重建议：在讲到“今日深圳”的时候，不要再重複“一夜城”那类割断历史的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宣传。割断历史的建设者，不是好的建设者。无视本地文化历史的城市，不可能成为让人尊重的文化名城。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于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枣光祖学堂，其校园建筑，依则上海南洋公学。其三层教学主楼，至今仍在光祖中学巍然屹立。光祖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与深圳客家办的另一所新学枣观澜镇松元厦村陈氏兴办的“振能学校”齐名，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却卓然出现在山区僻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客家人重视文教的好传统。要知道，坑梓客家兴建光祖学堂，距离清廷制定兴办新学《学堂章程》的1903年还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 。站在这经历了九十多年历史沧桑的教学楼前，谁能不肃然起敬，发出由衷的讚叹与感慨？2·2 重视并发展本地商业龙岗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亦大力发展商业经济。龙岗镇“鹤湖新居”罗氏祠堂堂联下联曰：“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说的是，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 。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坑梓地处山区，远离墟市。坑梓客家黄氏便积极做好物资交流工作。他们秋天收购稻穀、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后把粮油糖输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场；春天，他们又在惠州等地收购猪粪、石灰（用以中和山区酸性土壤），运回坑梓以满足春耕春种所需。买不起的农户，可以赊，秋后还谷，曰“卖谷花” 。黄氏非常重视商业活动，秀山楼维珍公为了不落淡水一个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黄的商铺很多，据说当年在淡水的商店当铺占了一条街。有些铺子很具实力。据说，有一次老家这边叫买些白鬍椒，在广州的铺子领会有误，把全市的白鬍椒全买下了，结果形成市场短缺，行市猛涨，黄氏铺子顺势出手，就发了一笔财。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围堡“新乔世居”，临近竣工，发现所备物料经费都大有富余，便让儿子到大水湾另寻吉基，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龙湾世居” 。据“长隆世居”后人黄永令先生说：梅峰公作长隆，未完，没钱了，想不做了；儿子奇义公对父亲说：“继续做吧” 。他做生意拿出钱，让长隆做好了。儿子赚了钱，父亲都不知道。“龙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诉笔者，为建龙田，“卖掉了香港一条街的店铺” 。“迁海复界”没动窝儿的坑梓土着各姓，后来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农作，拒绝经商。我们在考察坑梓黄髮展史的时候，曾经长期困惑于：他们是怎样获得如此强劲的经济实力的呢？单靠农业，是不可能这样发起来的。他们的“商业”，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带鸦片生意火爆，还有军火走私，这会不会是他们暴富的秘诀呢？深入调查的结果，否定了这种揣测。他们不仅没有参与这种骯髒贸易（城肚一老人说：有人做，但规模小），甚至还是鸦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黄氏到第八第九世无甚建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尊处优，吸食鸦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这样：“青坑排，拖烂鞋。”当年的嘲讽，流传至今。盘古石村某公见儿子迷恋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权交给儿媳。儿媳张氏不负众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盘龙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这就是八九世时起的最大的围堡了。主持建造“长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门，有一副颇富哲理的对联，用以劝勉后人：“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耕也好读也好学好更好。”他又自撰过一副对联作为遗训，其下联是“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已有了质的不同；这种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这一超越，并非只是梅峰公的一点“思想火花”；从坑梓黄氏各房各支的表现看，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种普遍性的进步。从整个龙岗、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开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枣如果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经验便没有什幺普遍意义。我们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还是很值得钩沉体味的。让这丰厚的文化积澱，滋养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设国际文明大都市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义务与责任。2·3 淡泊神灵，不拘旧礼，移风易俗，积极进取。传统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闹得多数客地“神佛满天飞” 。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较之传统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许多祭拜活动主角是妇女，男人不拜。这一点我们开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国际客家学会和人类学会组团来龙岗考察，着名客家学者劳格文先生髮现问题：“这里的客家人没有自己的寺庙。没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场？如何超度亡灵？”后来我们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据说曾经香火鼎盛的“潭公庙”，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乔世居的左侧一个胡同里见到两个并排的小庙，一边供奉着观世音，一边供奉着哪咤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复。都是信众奉持，没有尼姑和尚。丧事从简，已成为本地民俗。城肚黄汉英老人（退休会计，86岁）说：这里的神灵信仰变得很世俗淡泊，庙很少，没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请不误，正所谓“瞒了阳人眼，尽了孝子心”；对神明不是毕恭毕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种轻鬆调侃的口吻讲出了以上实情。这种淡泊神明的心态，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对山林水土构成严重破坏的圈椅式大坟，而是修一种车库式的“阴城”，可以存放多个“金罂”（骨殖坛）。从环保角度看，阴城对山林的威胁已降到最低程度。这种丧葬习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讲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试想，在闽粤赣客家中心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于传统丧葬礼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却早已摆脱，且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革新始于何时？我们的调查还没有结果。问到为什幺修阴城而不修大坟，回答是“大坟占地多，与活人争地”、阴城“省钱省地” 。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一种极为朴素、唯其朴素更弥足珍贵的环保意识。我在《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版）里介绍过深圳客家的这种阴城，并给予肯定的评价，引起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博士生的兴趣，他为此专程来深圳。据他说，沖绳人基于“国土珍贵”的理念，也取阴城这种墓葬方式。两地共同的丧葬习俗，有没有联繫呢？是相互影响，还是同步发生？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考察上，具有怎样的意义？去年去台湾出席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发现新竹、桃园的山上也有这样的阴城。问台湾客家学者，他们也说不清其源流历史。乘京九火车，你还会发现，从河源到深圳，沿路的墓葬形式，从大坟到阴城，呈阶段演变、渐次过渡的态势。这一过程的终点是深圳，过了罗湖到香港新界一带又见不到阴城了。由造大坟到修阴城，肯定是一种进步。那幺，深圳客家是不是带头最先跨出这一步的呢？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步的社会文化意义呢？前几年，政府宣布“禁止土葬、推行火葬”时，我们注意到了，在全国各客家地区，深圳客家人又是表现最令人欣慰，他们多数人以“应该如此”的态度平静顺利地接受了这一改革。究其所以，固然因素很多，但深圳客家人在自身的发展中，在自己的社会习俗文化中培育起了一种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自己解放自己的积极向前的力量。深圳客家文化中的这种要素，是十分可贵的。在推行社会改革的时候，能否切实认识、充分肯定并真诚依靠这种积极力量，往往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的地位正如我们在上面多次所说，深圳客家在其发展历程中，既保持发扬了客家耕读文化优秀传统，又能适应本地发展需要而汇纳创造了更为积极进取的新文化，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创造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业绩。相对于今天深圳的辉煌，有些人会说“那算什幺！”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历史。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可以让人们更清醒、更聪明、更果敢、更坚韧、更有信念、因而更加自觉。真正的新人，就是觉悟到自己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地位和所负责任的人。这是真正自觉的人。我们理解的深圳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如何把深圳人培育成为真正自觉的新人，一代一代愈益自觉的深圳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要重视深圳客家的历史和文化。这不是点缀，更不是权宜之计。以往的“深圳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似乎并没有考虑过“深圳客家的历史和文化”在其中应有的地位。这种“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和实施后果，不能不令人质疑。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深圳客家研究会”，一直以研究深圳客家为己任。我们对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也有个认知过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龙岗区政府以及坪山、坑梓等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的“龙岗客家文化节”的举办，更表明在“龙岗文化发展战略”中，已有了“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地位。这是十分可喜的。客家文化不是“过去了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她还要向前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让龙岗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置身于一个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让我们的事业，从此进入一种历史地有序地良性发展的新时期。我们更愿藉此东风，趁热打铁，更加深入系统地做好本地客家研究，为龙岗的文化建设，同时也是为深圳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及其研究，还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广泛的意义。第一，帮助重构深圳近代史。正如深圳博物馆张一兵先生所说，由于战乱频仍，深圳的文史资料丧失殆尽。深圳的历史，大部分“若明若暗” 。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让自己的历史处于这幺一种状态，那是说不过去的。“礼失而求诸野” 。多年的研究表明，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搞清楚了，深圳的近代史研究就可以说完成了一大半。完成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把它编成乡土教材，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了解“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让他们成为真正具有爱家乡、爱祖国、富于历史使命感的自觉新人。第二，要想让世界了解自己，深圳客家必须在学术层面上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正如上文所说，深圳客家，是第四次客家大迁徙运动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因此，深圳客家研究，在客家学和客家史研究上，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了地位，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福建永定土楼，成为福建旅游业的一张王牌，就是因为海内外建筑学界给了它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 。福建的客家研究学者又给了它“客家历史的见证、文化的结晶”崇高评价。这种研究与评价，更激发了海外游子荣归故里的热情，每年回来寻根认祖的旅游团络绎不绝，其效益就远不止于旅游一业了。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发起，明年七月将在广州举行“客家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有近百个建筑学、文化学学者出席会议。会后分三路实地考察：一路赣南枣梅州；一路赣南枣闽西；第三路，深圳枣梅州。深圳客家研究会将有三至五位学者出席会议，分工合作，争取全面系统地把深圳客家围堡推介出去，给与会学者以深刻印象；再带有兴趣者到龙岗实地考察。明年十一月，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再利用这个机会，把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系统深入地推介出去。开好这两个会，让学界了解深圳客家，让深圳客家在学术层面领有一席之地。第三，龙岗客家围堡，是深圳的一大笔文化财富。目前只有“大万”“鹤湖”两个保护单位，经费投入很少，也没有好好用起来。韩国文智成教授1996年参观大万世居、鹤湖新居、龙田世居和龙湾世居之后，曾无限感慨地说：“这些大屋，无论哪一个，若在韩国，都是国宝级！”如何保护好这笔文化遗产？如何用好这笔财富？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议之之前，首先要做好普查工作，在普查的基础上，做好重点调查、测绘和文化评估工作。普查工作完成之时，即可编印出版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枣《深圳（龙岗）客家围堡》。保护工作，以民间为主，政府有指导责任和协调义务。保护工作，很有讲究。福建把胡文虎兄弟的“虎豹别墅”全贴上了瓷砖，“热情”过度，不伦不类。我们不要搞这种所谓“保护” 。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複杂、细緻的工作，最好是儘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给民间以指引与规範；同时，有效保护投资各方的合法利益。“保护”和“利用”，相辅相成。不加保护，便无法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也就不会有保护的积极性。这些老屋，多数空置，损毁程度不一，需要作些修缮工作。应鼓励投资修缮，坚持“谁投资，谁受益” 。利用方面，首先考虑如何为当地民众服务。例如，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完好、地点适中的大型围堡，稍加修缮，再投点文化娱乐设备，作为民众文化活动站。同时，主动跟旅游部门联络，开通“龙岗客家文化旅游线”，或在旅行社现有的“东部观光旅游”线路上增设、添加客家围堡参观节目。可以请围堡后人中的退休教师或退休干部做“地陪导游” 。这样，就可以不断加大深圳东部旅游的文化含量。像坪山马峦村，更是开展“周末、节假日客家乡情消闲旅游”之类“回归自然”活动的极具开发潜力的好去处。这种旅游项目，正是人造景点遍布的深圳所急需的。深圳客家，对于我们生活在深圳的文化工作者来说，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而力量有限。我们祝愿首届龙岗客家文化节圆满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圳客家，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龙岗客家，从而有力地推动深圳客家研究。希望到下一世纪下一届文化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系统更深入地展现深客家文化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