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 三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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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贡献办新式教育在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式封建教育制度，兴办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类学堂方面，林乐知较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更为积极、主动。因为在林乐知看来，办教育是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传播以基督教为重要基础的西方文化的最可靠的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他一方面大力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陈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需求，无法承受外交、军事、科技、实业等方面的新的要求，使国家一天天坏下去，如果再“专尚举业，有害无利”，一方面经过多方努力，与在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韪良等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计画广办西式学堂，并由他主持于1881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书院。中西书院分大书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书院设在崑山桥，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之所以起名中西书院，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的20年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甚高。梁啓超曾称全国上下认定“中西并重”为千古难变的“至言” 。作为林乐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也一再讲：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林乐知身受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陶冶，他的“耶稣加孔子”的传教策略虽仅是一种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并重，容易为中国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较直接取名教会学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书院规条》中堂而皇之地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事实上，因为西学新奇实惠，学生学好了西学往往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所以多数学生对中学没多大兴趣，主要精力都用于学西学上了。因而，所谓“中西并重”，只是好心人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数年后，林乐知自己也承认中西书院的学生“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为他们盼望藉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 。社会的导向，往往比学校的教育宗旨更能左右学生的自我选择。中西书院具体日常事务由沈毓桂主持。在课程设定上严格按中西并重的原则，一般是半天中学，半天西学。中学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五经》等，并无什幺新东西。西学课程则新鲜而具体，八年中分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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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战纪本末》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第二年　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三年　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四年　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六年　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七年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公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这些课程涉及面较广，尤其将英语和琴韵作为基本功加以训练，对中国学生来讲多有困难。加上所招学生入学前没有基础，年龄上也相差较大，给教学增加了难度。为此，林乐知坚持“因材施教”，将学生分为特等学生、头等学生（又分一二三班）、二等学生（分作一二三班）、三等学生（分作一二班）和四等九级，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效果自然很好。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中西书院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恭读圣经”，并作统一的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往教堂作礼拜，但并无系统的圣经课，也不规定学生有传教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林乐知是很开明的。1887年后，林乐知的主要精力转向广学会和办报纸，对中西书院过问较少。1895年，他辞去中西书院校长的职务，由美国监理会另派人主管。后任校长的传教士一改林乐知的风格，加重了基督教课程，将书院办成了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至1912年，中西书院迁往苏州，併入东吴大学。中西书院前后32年，虽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但培养了一批有一定西学基础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门、海关、对外贸易、近代工厂、新式学堂、北洋海军等地方，皆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当然，也有一些人服务于外商和列强的侵华机构，还有出国留学的。总之，中西书院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和封建传统相对立的、大体能适应近代社会的新人。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换意义重大。同时，中西书院否定了清廷的科举制，传播了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範作用。在创办中西书院的同时，林乐知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从总体上看，林乐知办学校，其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消极方面居于次要地位。创办《万国公报》1874年，林乐知创办了《万国公报》，英文名《Globe Magazine》，7月1期，至1883年停刊。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至1907年停办。实际上，《万国公报》是林乐知最早创办的《教会新报》的继续和发展。《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创刊于1868年9月，每周出1期，共4页，约6千多字，目的是宣传传教的意义，交流信息，使教徒相亲相爱，互相交流感情，同时也刊登一些各国讯息、国内趣闻、科技知识等，每月定价洋银1元，一般教徒可以订得起。该报的销售量大体在1千到2千多份，主要限于传教士较活跃的地区。为了吸引读者，第2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政治、社会新闻，第113期和116期还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Thomas F.Wade)的《新议论略》。这两篇论文都建议清廷效仿欧美，除旧布新，进行全面改革，在朝野有一定的反响。林乐知转录这两篇时论，显然是为了扩大《教会新报》的知名度，但从总的倾向看，该报以教务为主，较少过问政治，因而发行量一直上不去。严格来讲，《教会新报》是一份教友通讯，为教徒所欢迎。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在厦门附近的小山乡就订阅《教会新报》，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有详细记述。可见，《教会新报》是教友间获取信息的主要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