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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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林乐知译清·郑昌棪述格致启蒙四卷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他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讲：“初来华海时，正值髮匪遍地……当匪势极盛之际，亲入伪都，留宿伪乾王府，以觇其所为。鹹丰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即而款议庆战，洋兵全退，转助中国以平发逆。发逆略定，捻、回诸匪相继作乱。凡此情形，皆仆之所镂骨铭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台湾之役；光绪初年，法兰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鲜之役，又皆仆之所身亲目击也。至于中国与各国所订之和约，则皆读而知之。中外交涉诸事，则皆逐月考察，分别纪于《万国公报》。”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过程中，林乐知得出要想广传基督教，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因而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严良勛、汪凤藻、陈兰彬、沈毓桂、应宝时、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张荫桓、吕海寰等。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会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广植基督教“福音” 。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甚至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言论，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本义相同。林乐知虽然将耶稣和孔子等同起来，但总认为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十分愚昧、保守、落后，对现代科学文化缺少了解，“对自然的定律和哲学，以及化学、天文学等一窍不通。”为了传教，首先应打破中国知识界的落后状况，让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能够有西方人的现代思维和新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彻底“西化”，让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大陆”后，基督教文化即可在中国畅行无阻。从这种推理出发，19世纪80年代之后，林乐知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和改变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了。他在上海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译书，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办报，传播信息，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9世纪末的中国，和上海的《申报》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他还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组织广学会，出版图书，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在1901年的广学会年会上，林乐知自鸣得意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这时的林乐知也进一步受到美国监理会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06年他回国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亲自接见了他。返回中国后，70岁的林乐知仍踌躇满志，想进一步扩展他的事业，不料他却在1907年5月30日突然于上海去世。综观林乐知在华的活动，不能讲他的传教事业没有发展，但真正有一定影响的还是他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建学堂和办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