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晴|特殊志愿者的临终守护:被绝症患者大骂滚出去,开设死亡咖啡馆畅聊生死( 三 )
“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当个哲学家”,曾是高级工程师的薛大爷,病到无法起身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跟张明义闲聊,含糊的声音里透出了一丝眷恋与不舍。这些话,薛大爷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儿子。
走进“死亡咖啡馆”
“很多情况下,这个时代在屏蔽死亡。我们需要一个场合,能自由谈论死亡。”
在接触到“死亡咖啡馆”概念后,2018年前后张明义发起了首场“死亡咖啡馆”活动,召集一群人舒适的围坐在咖啡馆或茶馆,吃着甜点,谈论生死。
这种让参与者在舒适氛围中诉说自己对死亡的经历、见闻、看法的活动形式,被称为“死亡咖啡馆”。2011年9月,英国人Jon Underwood在家中组织了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此后,死亡咖啡馆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迅速蔓延;2014年,两位从事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将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带入了中国。
张明义举办的第一场活动,报名的有70多个人。他有点震惊,居然有这么多人对“谈论死亡”感兴趣。
每次活动,张明义都会设置一个环节,“假如你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你将会做什么?”
有参与者说,想要听听大家怎么夸夸自己。西方的告别会上总是会有亲友说悼念词,时不时有夸奖与回忆中的笑点,但是东方的葬礼却并不存在这样的环节。所以她想要在死亡之前,听听大家会如何夸奖她。
也有参与者说,会去跟所有曾经暗恋过的男生,一一告白,然后努力去谈一场认认真真的恋爱。
有人说,在跟所有人告别之后,想要在爱人的陪伴下走到最后,不想要在冰冷的病房里,等待死亡。
也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想要试着找找身边的人,看看谁能在她走后,可以帮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但在分享的那一刻,才突然发现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人。
更多场参与者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年幼时期经历父亲去世的女孩颤抖着讲出了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阴霾;急诊科医生迫切的将自己每日接触死亡的压力在这里一吐为快。
有故事的人多数都带着伤痛,而这些分享者几乎无一例外会嚎啕大哭。张明义能够体会参与者的压力、抑郁或者痛苦,更能感受到他们希望从这里寻求帮助的期待。
“我会建议他们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交流”,作为活动发起者,张明义从来不会刻意去满足这些期待。“死亡咖啡馆只能提供一个场所,让参与者自由倾诉,尽情交流,作为组织者给予的只有流程引导,必要时提供一些问题让大家进行思维碰撞。”
但他能感觉到,很多人诉说之后身心的放松。
某次在活动快结束时,有人提了个问题,“如果一直参与临终关怀的公益,和这样放开谈论死亡,会不会让人对生活失去期待”。
“我认为不会”。作为组织者,张明义很少发言,多数时刻他都在尽力倾听。一个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愈发意识到生的时间有限、死的降临无常。
“正因为理解得更透彻,才会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张明义觉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田蓉曾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临终关怀社会支持研究》一文中写到,在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中,临终关怀社会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城市,专门以临终关怀为核心业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更是寥寥无几。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1.9亿,占总人口的13.21%,相比2010年提高4.63百个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46%;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如何让临终患者安宁、舒适、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如何教会人们正确认识死亡、思考死亡,是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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