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四 ) _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王献之(344—386)，琅琊人。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累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从小工书，尤工行草，与其父并称“二王” 。传其自小与父亲比字，曾劝其父“改体”，他认为行楷未能尽“行草”之妙，应当“宏逸”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评之日：“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认为他更加注重表现“媚趣”，连绵奔轶，为行草向大草的过渡奠定了基础。王献之书法是东晋书法的后劲，为魏晋书法的最后辉煌作出了贡献。
我们从创作成就和历史影响力来看，王献之行书的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创“外拓”笔法。气势开张，笔意开展，所谓“筋胜”之书。子敬之书本源于张芝。沈尹默认为：“外拓笔法，多半是在情驰神怡之际，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于行草为宜。”他认为“内撅”是基础，“外拓”才不致流于狂怪。王献之行草多用弧形线条，细处如筋，嫩处如铁，米芾形容其如“火筋画灰”，在虚中有实、似柔而刚的线律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宣泄着压抑已久的情性，获得了痛快淋漓的感受。
第二，创“一笔书”的连绵行草。行草本是一种“边缘性”的体势，乃行书掺杂草法而生。王羲之的书法已见行草体势，但未若王献之的“宏逸” 。他将父亲部分连绵的行书再加以草化，将“纵引”之笔势再连属奔放为“一笔书”的风流样式，如米芾所谓“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 。“一笔书”如清泉龙跃，翻涛簸岳，俊气纵横而天真超逸，所谓“父子之间又为古今” 。大令行书或形连意连，或笔断意连，增加牵丝映带，气脉贯通，首尾呼应，有“一波三折”、“荡气回肠”之妙。米芾认为“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米芾认为王献之行草胜过其父。后来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将二王比之文章中的左氏和庄子。子敬书法更夸张，变形和想象力更丰富。
第三，“破体”的先行者。这里指脱略行迹而独存神采。“破体”最初指文字学上的别字或错字。在书法上指兼杂几体，互相参用，实际上就是一种边缘性的书体。明代赵宦光云：“‘破体’有篆破真不破，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可不破；有有义之破，有无义之破；不可破者，勿论可也。世谬以笔法为结构，或呼野狐怪俗之书为‘破体’者，皆不知书法名义者也。”赵氏认为书法之本义是多体之间可以贯通，互相渗透，但绝非乱拼乱凑的“野狐怪俗”之书。
【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第四，玄学思想在书法上的具体表现者。王献之的超拓和空灵之风，更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得意忘形”的状态更近于庄子的“解衣般礴”的创作状态。他的行草对唐代“颠张醉素”的狂草、颜体行书、李邕行书、米芾行草甚至明代的草书都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正如《宣和书谱·草书四》所云：“献之所以尽得羲之用笔之妙，论者以谓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王僧虔等认为其骨力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这“媚趣”一方面是时代审美风气使然，另一方面和当时的玄远清谈之风也应该有关系。晋人不喜欢质实的形迹而喜欢超旷的心性，为宋代书论重视“神采”、“风神”等的理学化倾向提供了良好的底本。
当然，项穆等人在赞赏子敬行书的同时，又高叹“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似乎担心孙过庭《书谱》所谓“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工用不侔，神情悬隔”状况，会在后学者身上发生。这当然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书法的创新总要付出代价。子敬的行草虽然经过李世民的“饿隶”之讥，但对于有创新之志者来说，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王献之那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求异精神。在保守派大力宣扬“子不如父”的风气下，总有许多追求个性表现的书家要从子敬行草中吸收营养，更看重其创新之精神。无论从哪方面看，羲、献父子变制“今体”，都是魏晋新书风发展的里程碑，其行书的尺牍款式与书写内容都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褒之者认为子敬“神韵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贬之者认为：“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迹，拘束若严家之饿隶。”我们自当辩证看到这些过激之论。

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 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四 )

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