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另一面：清政府禁烟是为了垄断贸易

“禁烟呼，售烟也”——有讽刺意味的清政府禁烟公所竟颁发鸦片经营特许执照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国力所限，中国的百年外交史几乎变成了一部订约、修约的屈辱史，而不平等条约也成为国人心中的一根刺。但是，一条条的条约对弱国何尝不是一重秩序性的保护?那一重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又给固步自封的老大中国带来了多少“开眼看世界”的契机?自然，这种言论或许会被“爱国者”口诛笔伐，可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任何人的情绪而有半分的改变，而非理性的“排外”带给这个国家的，也只能是伤害。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及抗击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这里引发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