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百姓看戊戌变法：康党想谋朝篡位当皇帝( 二 ) _变法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的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作而给扼杀掉了。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成为彻底的“孤独的人群”，蜕化为到“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荒谬迷惘的国度，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如果让清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应该做哪些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把这个难题又打回到那些必须处理这些难题的人们手中，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当权者来决定的习惯几乎已成了这个民族的本性。清国人民对当权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过来对人民进行巨大欺骗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毫无例外地忍受过来了。大量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被欺骗。
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国学者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
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红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竟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