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居正被无限拔高改革理念与同僚相同 _同僚

许多学者认为，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但从历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改革。我认为，对张居正无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
张居正的改革，与同朝大多数官僚的治国理念并无不同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不加赋如何国用足?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 。(《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