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归田里
高拱与张居正供职时国子监相识,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将来入阁匡扶社稷 。但当嘉靖帝去世当天,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只召自己门生张居正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二人顿生龃龉 。此外,在隆庆五年高拱的亲信传言张居正接受徐阶三万两白银贿赂以救他的三个儿子,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 。张居正暗中和对高拱不满的秉笔太监冯保同盟 。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以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 。然而他专横更甚 。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 。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 。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 。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朱载垕不听 。二人皆谪外任 。
是年五月,朱载垕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著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 。朱载垕去世后因遗诏问题,高拱计划发动百僚驱逐冯保,双方正式决战 。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张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礼太监冯保在皇贵妃和陈皇后面前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 。”宣称高拱谋拥立藩王,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 。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 。”,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 。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 。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致被罢官,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他扶起 。冯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 。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 。”高拱得免于难 。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 。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在家里去世,葬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 。万历七年(1579年),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 。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此书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 。
万历三十年(1602年),诏赠高拱为太师,谥号文襄,荫其子高务观尚宝司司丞 。
学术思想
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 。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 。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 。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 。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 。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 。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 。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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