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司马光究竟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 四 )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实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