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司马光究竟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 三 )

1068年4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
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为了给王安石变法扫清障碍，宋神宗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负责朝廷的军事工作，少问政事。但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呆下去了，于是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永兴军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知永兴军相当于西安市长。自贬到地方，司马光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书局能随身而走，方便自己继续编书。
第二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西京御史台这样一个闲职，退居洛阳，不问世事，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权的差使。1084年，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而对于他的从政之路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段黄金时期。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司马光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没有间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旨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
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公元1084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