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师曾力劝日军少将别栽樱花：应种梅花

武大毕业生赴日留学
有关武大最早的樱花，主流说法是1938年日军在武大老斋舍前种下的约30株樱花，但它们现在早就死了。武大深圳校友会发现的那段往事，就发生在日军在武大种樱花前后。
1930年，18岁的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永定区)人汤商皓考上了刚刚建校的国立武汉大学，此时在首任校长王世杰的领导下，武大高薪聘请一批名师来校任教，并投巨资修建校舍。1934年，汤商皓才从原武昌中山大学的东厂口校区搬入珞珈山新校区。当年，他在武大毕业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被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门工作，随后被公费送往日本留学。
汤商皓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部进修，后转入东京商科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寄宿日本家庭时，他与这家的养女铃木光子相识并结婚，两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
1937年夏，正当汤商皓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七七事变”爆发。汤商皓无法继续学业，带着妻儿回国。
留在武汉做护校教师
汤商皓回母校后，拜访了时任校长王星拱和经济系主任杨端六。因为在日留学期间，他常以学生身份将研究报告寄给杨端六教授指教。会见后，武大聘汤商皓做讲师。
1938年2月，国土不断沦陷，武大决定西迁乐山。同时，从南京撤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在武大办公，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员在此指挥全国统一抗战。
眼看武汉也要被日寇攻占，1938年10月，武大将绝大部分的人员物资都迁往四川。但为了保护校舍，王星拱校长安排4名校工与汤商皓留守护校。选择汤商皓，主要是因为他日语好，还有个日本妻子。此时，汤商皓的女儿刚刚出生，他真可谓临危受命。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武汉，汤商皓带着家人和同事迁入法租界预先订好的房子。10月25日武汉沦陷，汤商皓和同事被日本宪兵带走。幸亏日籍妻子出面，他们都被释放了。因为懂日语，夫妇俩与红十字会一起将难民安全地疏散出法租界。
力劝日军不要栽樱花
一个月后，武大成为日军司令部驻地。攻占武汉前，为了避免国际压力，日军下令不准破坏武汉的主要建筑和设施，名单中就有武汉大学。汤商皓通过妻子与“武汉治安维持会”协商，日本人答应让他去武大看看。
汤商皓回到武大时，校内驻扎了一个联队的日军，但校舍基本保持原样。汤商皓在原来王校长的办公室见到了联队长荒原大佐。汤商皓不卑不亢地说，武大校舍是中国的文物，按照国际法应该得到保护，荒原同意满足“合理要求” 。
几个月后，汤商皓听说在武大的日本驻军换防了，他又带着原班人马去校园。这支部队的规模比之前的小了许多，校园成了日军后勤基地驻地。
接见汤商皓一行的是高桥少将，他对武大校园的风景和文化赞叹不已，甚至跟汤商皓聊到想在武大种花。1985年，汤商皓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就有这一段记载：“高桥少将说：‘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高桥一时兴起，还带着汤商皓走到文学院前，指了指准备栽樱花的地方。汤商皓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建议高桥种梅花，但未被采纳。
到了1939年冬天，武大留给汤商皓他们的经费用完了。随后，两名同事去四川回学校想办法，一名回湖北汉川老家，剩下一个走不动的老同事留下。汤商皓把长子送回湖南老家，再租下一个小店，让铃木光子向日侨批发部购买日用品再卖出去，由此维持生活，但仍旧时常去武大看看。
1942年，最后一个陪他的同事也回老家了，4岁的女儿夭折。汤商皓生活又陷入窘迫，幸好有朋友帮忙，他在汉口的一家银行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