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汉初80年的帝国对外历程:从孙子到霸主之路

导读:从春秋、战国、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国经过其间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处于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 。其时,有一项最重大的要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显著羸弱 。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 。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 。但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式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最终决战决胜,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 。
“防御外交”的开启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 。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 。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 。” (《史记·匈奴列传》)不仅如此,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在雄才大略、凶猛无情的冒顿单于统领下,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 。”(同上)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 。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凭天才谋略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 。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 。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 。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 。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 。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 。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 。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 。”(《史记·匈奴列传》)